身为院士，甘子钊将自己如今的角色定位为一名“帮助者”，凭着几十年的学术功底，帮大家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

　　说起眼下的工作和生活，76岁的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澳门赌场院士甘子钊只用了两个字来形容——“简单”。

　　跟如今很多生活在大城市里的“爷爷奶奶”们一样，甘子钊平日里的第一项重要“任务”，是送孙子到离家不远的一所小学去上学。甘子钊用自行车带着孙子，爷孙两人七点半准时到达学校门口。

　　不过，与大多数“爷爷奶奶”们送完小孙子便去逛菜市场、逛公园或者返回家中有所不同，甘子钊的下一个目的地，是距离这所小学不远处的北大物理系办公楼。

　　家、小学、办公楼三点一线，只要不出差，工作日里的每天早晨，你都能在这条固定的路径上看到甘子钊的身影。

　　八点刚过，甘子钊走进办公室，打开电脑开始一天的工作。

　　“看看文献、做些计算，有时候也会去实验室找学生帮忙做点事情。”甘子钊觉得自己的工作内容与身边的其他同事没有太大区别，只是不会像年轻科研人员和老师们那样常常忙得不可开交。

　　办公桌上的电话时不时响起，大多是打来向甘子钊咨询专业问题的，除了学生和同事，其中还有不少来自产业界的管理者或科研人员。

　　“这些年我比较重视凝聚态物理的应用，所以跟企业界有了不少来往，但跟我的专业没有关系的事情，我一般不会去参加。”甘子钊坦陈，校园外的确有很多的活动希望找院士去参与，甚至是帮对方去“站台”，但他有自己明确的取舍标准。

　　早在上世纪90年代起，甘子钊就认识到中国的物理学界应当对当前的国家需求给予更多的关注，他开始探索半导体光电子学、凝聚态物理、高温超导等学科的实际应用，并积极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我与产业界有多年接触，专业涉及的面也比较宽，所以现在来找我咨询的人会多一些。”甘子钊说，他所能做的，其实也只是帮对方多出出主意。“在我这样的年纪，若是希望在科学上还能有多么了不起的发现和成就，其实并不太现实。”

　　关注国家需求的背后，其实还有着甘子钊对物理人才培养问题的思考：“北大物理系培养的学生，也不可能出来后都去做科研。”

　　身为院士，甘子钊将自己如今的角色定位为一名“帮助者”，凭着几十年的学术功底，帮大家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能起点作用就可以了”。

　　作为“帮助者”，甘子钊有自己的原则：不承担科研项目，不做具体课题的负责人，放手让年轻人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只是帮助、指导年轻人实现他们事业的目标。

　　在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甘子钊以这样的方式履行着自己的义务。而在这看似自然轻松的选择背后，是镌刻在心底的“责任”二字。

　　甘子钊1938年出生，16岁进北大读书后留校任教，在燕园生活了六十余年。他说自己“命好”，因为与同龄人相比，能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对现代科技有所了解的人并不多。

　　“有很多比我聪明能干的人，但在那个年代或是因为出身不好，或是因为上了大学又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等种种原因，都改变了命运。”甘子钊说，作为有幸学习科学技术的人，只有利用好这个机会，“争取多做一点事情”。

　　这质朴简单的话语，或许就是甘子钊至今仍“退而不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