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在庆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故居前。

　　“爱因斯坦是一个远比我们想象更丰富的历史人物，通过编译《爱因斯坦全集》来还原真实的爱因斯坦，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前不久，和方在庆通话时得知中译版《爱因斯坦全集》第9卷问世，随后便促成了此次采访。

　　方在庆是澳门赌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主攻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研究，爱因斯坦与德国文化在他的科研中占了相当大的份量。在他看来，爱因斯坦的思想以及它所生活的文化背景对于我国今天的科学和社会发展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不过，近来一直让他感到揪心的却是当前国内爱因斯坦全集的编纂依然缺少科研底蕴。“相关书籍出版必须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爱因斯坦出版和研究能否不再坐‘冷板凳’、有一支专业的团队来做？”近期，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方在庆呼吁说。

　　“啄木鸟”的忧虑 

　　走进自然史所方在庆的办公室，最抢眼的就是靠墙的几个大书橱，稍微走进一看就会发现里面摆的几乎全是与爱因斯坦相关的书籍。《爱因斯坦全集》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再一细看，就会发现德文、英文和中文版本兼收并蓄、尽在其中。

　　在方在庆眼里，爱因斯坦不只是科学的象征，他不仅在相对论、量子理论、统计物理学的发展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还是一个热爱技术发明的人，而且他在哲学和社会政治事务方面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爱因斯坦是一个远比我们想象更丰富的历史人物，通过编译《爱因斯坦全集》来还原真实的爱因斯坦，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方在庆说。

　　他随手从书橱中拿出几卷完成的《爱因斯坦全集》中译本，每卷书中都夹了很多红红绿绿的小纸条。他告诉记者，凡是出现纸条的地方，都是目前中文翻译中存在错误的地方。

　　“现在国内的《爱因斯坦全集》的翻译，基本上是靠出版社和译者的热情在维持，而且每卷由不同的人主持，许多术语前后不统一，且大部分中译本依赖的是本身就有不少问题的英译本，错误很多。其中，有些文章就直接跳了过去，不做任何翻译。”他有些遗憾地说。

　　他表示，爱因斯坦的思想和语言是非常缜密的，翻译者必须熟知相关的物理学内容，精通德文和英文，并对爱因斯坦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充分了解，才能胜任这一工作。

　　相比之下，方在庆告诉记者，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就有着非常专业的研究和编辑团队，而且该出版社计划出版的25卷《爱因斯坦全集》得到了美国众多基金会和个人的长期捐助。“他们的工作可以说是不计成本，而现在国内缺乏的正是专业底蕴以及相关课题的支持。”他说。

　　缘起偶然时 

　　如果从1986年首次接触爱因斯坦相关翻译工作开始计起，至今，方在庆从事与爱因斯坦相关的研究工作已近30年。

　　“这可能是一种缘分吧！”他笑言，随后便给记者讲起了那段结缘的历程。1986年，方在庆硕士毕业后到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系担任讲师，其间，有出版社找到他，希望他翻译一本爱因斯坦的著名传记。他与当时在浙大读地学、但对物理有很深兴趣的学生李勇一起从事了这本书的翻译。

　　“这是上海一家出版社约的稿，后来因为一些变故，最终广东教育出版社和商务出版社出版了。”方在庆回忆说。尽管历经波折，但这次译著工作却给方在庆提供了一个契机，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向爱因斯坦研究世界的大门。

　　出于对爱因斯坦世界的好奇，1988年，方在庆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就读博士学位期间，开始修习德语。随后从1993年至1995年，在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和德国波恩大学做博士后期间，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对这位世界物理学大师及其所处的时代环境的研究征程。

　　“读了德文原著以后，感觉味道和之前看的很多中文译著不一样，之前的版本很多东西没有说出来。”他说。这更加促使他四处搜罗与爱因斯坦相关的书籍资料，全方位地增加对爱因斯坦的了解。

　　此后，无论是在清华大学任教，还是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英国蒂赛德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访问期间，乃至现在，爱因斯坦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及文化都是他所研究的重要范畴。

　　如今，在爱因斯坦与德国文化等相关研究领域，他已取得众多研究硕果，如《爱因斯坦、德国科学与文化》《爱因斯坦画传——一个真实的爱因斯坦》等专著，《爱因斯坦全集》第9卷以及《爱因斯坦晚年文集》《爱因斯坦恩怨史——德国科学的兴衰》《上帝难以捉摸——爱因斯坦的科学与生活》等译作。

　　而今，他依然在探索和尝试从这个宝库中挖掘出更加深层次、影响更加深远的珍宝。

　　期待支援 

　　不过，作为专业的爱因斯坦研究者，现在的方在庆却倍感孤岛无援的乏力。关键是因为相关研究得不到重视和支持。

　　能否成立一个像《李约瑟全集》翻译办公室一样的《爱因斯坦全集》翻译办公室？这是方在庆当下最关心的问题。

　　“就其实用性而言，《爱因斯坦全集》的出版对于当下中国科学与社会发展同样具有现实参考意义。”方在庆说。一方面，伟大如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也要有社会环境的容纳，才有可能出现；另一方面，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变化的转型时期，借他山之石以“攻玉”也同样重要。

　　在科学史上，1905年被称为爱因斯坦的“奇迹年”。很多人都知道，这一年他提出了震惊物理学界的光量子假说、分子运动论和原子的实在性、狭义相对论的质能相当性等理论，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爱因斯坦的处境。

　　彼时，爱因斯坦大学毕业后有两年都没有找到正式的工作，只能依靠代课勉强度日。在同学父亲的帮助下，他才到了瑞士联邦专利局工作。专利局繁重的工作并没有阻止他对物理学的思考，尤其是那些一直以来盘踞在他心头的问题。

　　在方在庆看来，这对于当前国内的科研文化，评价体系以及评奖机制等都有借鉴意义。“爱因斯坦虽然在专利局工作，但他发表的文章学术界照样承认，他认为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是在专利局度过的。他不用为了评职称而写一些无用的文章。从这段故事也可以看出，做科研不能光围着利益转，还是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思考一些大的问题。”

　　他同时表示，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与19世纪下半叶后，尤其是1871年统一后的德国当时所处的情形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在短短的三十多年内，德国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家，堪称“后进变先进”的典范。研究爱因斯坦的思想变化以及德国的科学与文化发展对于我国同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我们做的不仅仅是翻译，而且是批判地吸收。提供一个让人信赖的《爱因斯坦全集》译本，对于提升全民的科学素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说。他希望国家可以提供支持，成立专业的研究梯队，把这件事情当成重要事情来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