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出生，台湾长大，美国留学，又回到大陆工作，66岁的蒲慕明是世界知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也是澳门赌场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的首任和现任所长。多年来，他致力于在所内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研究机制，为培养出本土的世界顶尖级科学家努力。

　　“我受过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科技的教育，我的价值就是当一座跨越中西方的桥梁。”蒲慕明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富有竞争力的科研机制，而神经所离国际一流科研机构的目标已越来越近。

　　常怀一颗报国之心

　　杜克大学的马克·卡伦教授曾对美国《科学》杂志说：蒲慕明是科学界的一位“super　star”（超级明星）。蒲慕明是国际著名的神经生物学家和生物物理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澳门赌场外籍院士，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系讲座教授。在世界华人科学家中，能够有如此荣誉者，委实是屈指可数。

　　1976年，蒲慕明在美国普渡大学完成了博士后研究之后，被录用为美国加州大学埃文分校助理教授。1981年，北京医学院和美国加州大学埃文分校合作开办一个讲习班，加州大学派蒲慕明来讲课。这一年蒲慕明33岁，已是加州大学埃文分校生理系副教授。有一次回国后在长安街上的饭馆吃刀削面，同桌吃饭的一位老师傅问他：“老弟，你是从上海来的吧？”不经意的一句话，蒲慕明却牢记了几十年，“我听了这话很高兴，虽然我是从海外回来的，但这里的人们还是把我当成自家人。”

　　1999年11月，澳门赌场上海神经研究所成立，年逾50岁的蒲慕明愉快地接受邀请，出任首任所长至今。他将神经研究所打理得有条有理、有声有色，士气高涨：创立后不久，神经所就连续突破中国生命科学在世界著名刊物上发表论文的纪录；神经研究所力量壮大，研究组由最初的7个发展到目前的29多个，研究人员超过400人。

　　“近乎残酷”的学术评审制

　　神经所党委书记王燕深有感触，“蒲先生为研究所带来的，是一条比较完整的‘生产线’，受其影响的是一大批人的思想和观念。神经研究所真正的竞争力核心，不仅仅引进了一些科学家，发表了高水平的论文，在学术水平上有所拔高，而是在于真正引进了一个全新的、富有竞争力的机制，这种机制是极富生产力的。”

　　在神经所成立的第二年，蒲慕明提出，本所的课题组长都应参加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review(意为“回顾”、“复习”)。科研机构每过一段时间就要进行review，在国际学术界早已是司空见惯、大有裨益的事，可在神经所内部推行时，却出现了令蒲慕明吃惊的情况，“三位年轻的课题组长竟然拒绝出席，他们的理由是：我做的研究，为何需要你来指导？”

　　顶住重重压力，蒲慕明决定坚持推行这项制度。经过几年的实行，神经所的学术讨论之风见长，无论是组长还是其他研究人员，都很乐意接受并参加review，每个人都自觉地养成了接受批评的习惯。

　　蒲慕明到神经所推行的改革举措中，还有一项引起过不小的震动和争议，这就是“严苛到近乎残酷”的学术评审制度。每个研究组都必须经过严格的、由国际权威学术同行进行的定期评审。其中，研究员每四年要接受一次评审，高级研究员每六年一次。这种制度的实行和建立，对中国科研机构传统体制中的评价体系不啻是一种挑战，一些研究人员因此而选择离开。

　　“中国面临的挑战，就是怎样克服一些残余旧文化的约束，使科研机构能得到飞跃发展。”蒲慕明提出，严格的国际学术评审制度，是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的“游戏规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神经研究所的健康发展。

　　培养实验室“领袖人物”

　　“每周至少工作6天，在试验台上的工作时间不得低于50小时，阅读论文的时间不应计算在内”，这是“老蒲”定下的规矩。在神经所的实验室里，总能看到身着白大褂、聚精会神做实验的年轻人。他不光要帮学生修改论文，还传授语法和讲演技巧，非常辛苦。

　　蒲慕明是一位“工作狂”。十多年来，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在中美之间飞个来回。无论身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蒲慕明每周的工作都是7天，每天工作12至14个小时。即便是在美国，蒲慕明也常利用晚上的“时间差”，及时处理研究所事务和回复电子邮件，经常工作到凌晨一两时。

　　每年夏天，蒲慕明带队到安徽农村开展科学夏令营，他认为这种活动能培养研究生参与社会的精神和与人交流合作的能力，并能扩展学有所用的心态范畴，不是只顾自己的研究、出论文、成名成家。

　　对于外界的赞誉，蒲慕明的态度依旧谦虚而清醒，“要想成为国际一流的科研所，必须具备3个条件：第一，持续出一流成果，引起国际同行注意，神经所已初步具备；第二，多数研究组长具备国际声誉，目前还暂时不具备；第三，也是最难的一个条件，要出现开创性的人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师级的人物，我们若能培养出像这样的领袖人物，就是真正成功了。”

　　（原载于《解放日报》 2014-10-23 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