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底，哈佛大学Rowland研究所物理学家陈东敏申请到一年的学术休假年，准备到其他高校或研究机构去合作或访问。就在这时，他在一次会上偶遇以前认识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教授，在过去的一年中，他几乎没有多少这位教授的消息。得到的回答让他很吃惊，教授告诉他：“我在度学术休假年，到硅谷作风险投资。”

陈东敏非常诧异：学术休假年可以用来作风险投资吗？教授说：“学术休假年是一个自由时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

陈东敏由此受到启发：“我虽然作了20多年的基础物理研究，但一直对工程很感兴趣，在研究中也做了很多工程的事，如自己动手做设备等，只是这些设备用途比较专一，没有用作产业化。”他决定到硅谷看看。

2003年，陈东敏和在硅谷的朋友创办了一家高技术公司，他打算做完一年后，回到哈佛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然而，一年后，他却作出了令其职业生涯发生转折性变化的决定。

2004年5月，他辞去哈佛大学职务，将实验室全部搬到位于北京的澳门赌场物理研究所，担任国家凝聚态物理实验室共同主任；2007年1月，他参与创办澳门赌场物理所苏州技术研究所，出任首任执行院长。

在自己的事业步入成熟稳健期时，陈东敏为什么要冒险转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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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陈东敏所言，他很早就对工程感兴趣。

1977年，他申报大学的第一志愿是计算机专业，没有被录取，却被分配到山东大学激光红外专业。1980年，他参加首届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赴美留学；1987年春，在获纽约市立学院——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物理学博士学位后，他到哈佛大学做博士后，进入纳米科学和技术研究领域，创建了哈佛大学第一个超高真空隧道电子扫描显微镜实验室；到2002年，他已是哈佛大学Rowland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作为凝聚态实验物理学家，陈东敏专长于纳米材料、结构及器件的量子物理特性和应用，他的实验室曾首次成功制造出具有原子分辨力的双探针-STM和低温超导磁场-STM新仪器，用于纳米电子器件、自旋电子器件和分子电子器件的研究。

就在2002年底偶遇麻省理工学院那位教授之后，正计划如何度学术休假年的陈东敏重燃对工程的兴趣。在硅谷，他和一些朋友谈起了自己所作的基础研究。“当时，科学家们提出用纳米器件来解决摩尔定律的极限问题，也就是说硅器件尺寸小到一定程度会出现量子效应，而我已经作了很多纳米器件材料的研究，我想能不能不追求纳米器件的大小，而追求它的功能呢？比如除了硅芯的逻辑运算功能外，再赋予它新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学功能，这应该是纳米器件的另一个发展方面。”他回忆道。

陈东敏的想法，是将机械做到半导体大小的尺度，与半导体集成，变成微机电。

“当时，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德州通用仪器公司在芯片上做了一个光学微镜阵列，镜子的大小是15微米×15微米，相当于在一根头发的断面上放六七个这样的镜子，将100多万个镜子集成在一个芯片上，而且每个镜子都可以被半导体电路单独驱动，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技术。镜子的翻动可以成像，目前最成功的应用就是用它来作高清晰投影。这种光学投影的关键是一颗光—机—电功能集成一体的芯片，它在亮度、速度、清晰度和小型化方面都会将现有的液晶技术比下去。”

德州通用仪器公司光学投影技术出来后，每年以25%的速度占领被液晶投影垄断的投影仪市场。“实现这种技术的难度极高，它的研发非常昂贵，德州公司用了10年的时间和1亿美元的费用，才将这个产品推出来。”陈东敏说：“那时，我们几个人想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可以用更先进的材料和更简单的工艺来作类似的技术。更重要的是，这种工艺可在现有的半导体工厂直接制作，也就是说，我们只设计，不制造。”

陈东敏和朋友估算，只需要德州公司1/10的研发成本和一半的时间，就可以把这种新技术研制出来。“这个概念推出来后，硅谷的风险投资商非常感兴趣，果断投了这个项目。”利用这笔投资，他们在硅谷创办了明锐光电公司。

“当初，我是想借用这个机会真正在接近半导体器件极限时打出一条新路，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功能材料集成到半导体器件上，再利用积累的经验，回到哈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然而，没料到公司发展很快，总共融进了8000万美元的资金，而工程也比想像的更困难。

据陈东敏介绍，他目前还在做公司的技术总裁，帮助解决一些关键的技术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正感觉到了硅谷创业的生命力，学到很多东西，经历了从概念到技术、从产品到公司的过程。”陈东敏说。

一年的学术休假年很快就结束了，正当陈东敏还在犹豫是留硅谷还是回哈佛时，澳门赌场物理研究所正在创建凝聚态国家实验室，时任所长的王恩哥邀请他回来，配合做这项工作。“我同意了，将哈佛的实验室全部搬到了北京。”

北京 苏州 硅谷

作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

“我一直想在国内做点事情，过去主要工作在哈佛，在国内也有成功的合作。但这回不太一样，我将主要的研发工作放在了北京，这是我个人的决定，原因是中国发展很快，我同时可以作几方面的研究。在美国，这个条件比较有限。”

回到北京后，陈东敏却发现，在国内作基础研究固然重要，但现阶段，技术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可能会有更直接的影响。“虽然我国在基础研究上还是落后于欧美，但至少我们知道基础研究是怎么回事；在赶超国际先进水平方面，经验，包括对情况的了解也是比较多的，而且进步也比较快。”

不过，陈东敏还是遗憾地发现，在如何将研发成果转化为技术、将技术变成产品，并最终带来经济回报方面，“严格来讲，国家虽然一直在呼吁，但不是很成功”。

机会再次来临。

2006年4月，陈东敏和王恩哥等一行到日本访问。途中，王恩哥问他：能不能结合你在硅谷的经验，好好关注一下物理所的产业化问题？

陈东敏因此介入了物理所产业化的一些工作，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研究机构中的产业化经验很牵强，很多教授和管理人员从来没有做过公司，不知道公司的运作有多复杂。”他说。

陈东敏概括总结了自己的几个判断：

第一，中国在以手工艺为主的制造转向高技术为主的制造，最缺乏的就是有经验的管理人才。

第二，政府或研究机构的领导人更多的是赋予产业化一种政治意义，而不是市场运作。比如，他们在汇报工作时总是谈创建了多少公司，而不讲这些公司创造了多少财富。

第三，因为缺乏成功经验，研究机构里缺少创业文化，包括他自己的学生在内，毕业时的第一选择是出国，第二选择是就业，很少有人想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创办公司、创造财富。而在斯坦福大学，几乎每一位研究生在做博士论文时都会想：怎样能将研究成果用于公司的创办。“这实在是天地之差。”陈东敏感慨。

然而，最关键的问题，是他发现在物理所这种以基础研究为主的气氛里，作产业化有许多不利之处。

“第一，做工程与做早期的概念研发有很大差别，做工程项目主要是做产品，有很严格的时间和纪律要求，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将产品或工艺做出来，否则就会因错过市场的窗口而失败；第二，我们最终不是做技术，而是将技术做成产品和公司，这一条一直没有被大家充分认识，因为只有能带来经济回报，人家才愿意投资，所以，一定要将技术变成有经济回报的产品才行。我发现，在国内技术产业化过程中，很多时候不是技术不行，而是运作不力，技术没有被成功地开发出来。”

不往前走，技术最后都会死在实验室里；而往前走，则必须走出去，创造独特的环境、理念和管理方式。2006年3月，物理所在苏州成立的清洁能源中心给了陈东敏新的启发。2006年6月，他到苏州拜访，了解当地情况。

这时，陈东敏在硅谷的公司市场估价已经达到1亿美元了，多家公司开始与他商谈并购之事。他说：“因为技术和市场前景都很大，公司一般有两条出路，一是上市，二是被并购，这两种可能我们都不排除。在这个过程中，我从公司的技术、营运、融资、技术与市场的关系、知识产权与公司价值的关系中，学到很有价值的经验。”

“这是我很有信心和热情做的一件事”

苏州之行让陈东敏备受鼓舞。

“苏州市政府的思路很好，他们认为苏州的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应该注重研究和开发工作，因为这种研发最后能导致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与公司。这样，地方经济就不会过分依赖于外资企业。”

陈东敏认识到，当地政府非常希望全国比较有经验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与他们合办这种研发机构。而他，则根据在北京看到的一些产业化情况，并结合在硅谷的经验，提出创办一个新的孵化平台。

苏州市政府非常认可这个模式，为他们提供了启动经费、场地和最好的政策支持。2007年1月，在经过半年的筹建后，苏州技术研究院挂牌成立。

新的问题是：全国已经有500多家技术孵化平台，为什么还要建一个这样的平台呢？

“目前绝大多数的孵化平台是政府行为，提供土地、用房和其他方便。我们这个平台提出了一些措施，想克服上面提到的产业化中的一些问题。我们更重要的是组建团队，引入、孵化项目，最后将它推出去，建设一种创业文化。”陈东敏解释说。

“最关键的问题是，第一，这是一个建在研究所外面的新机构，不作基础研究，完全以产业化研究为目标，考核不是以文章或专利申请数为标准，而是可产业化的技术和工艺，如果是专利，则必须是可卖的专利。

“第二，我们从物理所申请了一批创新岗位，吸引海内外有工程经验的人，以他们为研发主体，与科学家配合，强化工程管理、研发的理念，提高技术转化的成功率。

“第三，这个过程不但将技术研发出来了，也将团队培养出来了，在成果转化时，将技术、工艺、知识产权和团队打包推出来，成立公司。

“最后，虽然这个机构是从物理所分出来的，但我们很强调跨院所的合作，因为大家有很多互补的技术。如果以商业化运作为前提，将几种专利知识组合成最有效的专利技术，以此来研发某一产品或工艺，将获得双赢的效果。”

陈东敏进一步解释了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之处。

事实上，出身科研的陈东敏还是花了很多精力来研究如何突破院所间合作的障碍。“这不容易，因为这是一种人为的障碍，我必须说服其他院所，目前已有两个院所开始和我们合作，进展还比较快。”

障碍是怎么突破的呢？“通过知识产权，一开始就在国家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强调利益的合理分配，把知识产权方、投资方、团队方的利益都按一定比例分配，以有效的法律文件确定下来。”

平台搭起来了，如何吸引资金就成为陈东敏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压力。他希望与政府的风险投资基金和私人风险基金合作，引进多种技术孵化，3年后能自食其力。

但是，陈东敏发现，尽管政府有多种资源用在产业化方面，但目前像科技部或发改委工程中心，基本上只是资助以某一种技术为主体的研发中心；而他理想中的平台，恰恰不能只做一个技术，因为这样做风险极大，而最后的贡献是有限的。陈东敏说，他希望能够与有关机构加强这方面的沟通。

寻找私人风险基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陈东敏分析发现，虽然从2004年开始，中国风险资本大量涌入，2006年的风险投资额比前一年增加44%，达到584亿元，但投向新创企业的种子基金却在下降。

“大量的资金投向了宾馆和房地产等传统行业，高技术领域的投资也局限于因特网和无线通信。而与此同时，中国投入的研发经费却在快速增长，取得大量的研究成果并培养了大量高级研究人才，形成一座金矿。现在的关键，就是怎么去挖掘这座金矿。”陈东敏踌躇满志。

“现在面临的大部分是人为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努力克服的。作为第一任院长，我的责任是将苏州技术院带到一定的成熟程度。这是我很有信心和热情做的一件事。”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