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近20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从劳动密集、低技术制造国转向技术制造型国家。2003年，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收入首次超过了进口高技术产品的支出，但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利润却在下降而非上升。为什么？”

    “近年来，中国研发经费稳步上升，2006年达到了294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1%。但在怎么将研发成果转化为技术、将技术变成产品，并最终带来经济回报的问题上，严格来讲，不是很成功的。”日前，澳门赌场物理所—苏州技术研究院首任执行院长陈东敏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他所关心的技术转移问题。

    陈东敏长期从事纳米科学和技术的基础研究，2003年，作为哈佛大学ROLAND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他利用一年的学术休假年到硅谷创办高技术公司；2004年，他将哈佛的实验室全部搬回澳门赌场物理研究所；2007年1月，他出任澳门赌场物理所—苏州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在这个过程中，他仔细研究了国家的知识创新政策、技术转移和产业化现状、风险资本对高技术创业的投资等相关领域——既发现了令自己很吃惊的问题，也发现了非常令人振奋的现象。

    风险基金不看好高技术？

    风险投资也可称为创业投资。根据全美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风险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具有巨大竞争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从投资行为的角度看，风险投资是把资本投向蕴藏着失败风险的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发领域，旨在促进高新技术成果尽快商品化、产业化，以取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投资过程。创业基金分段投入，第一阶段为种子投资，投资者将少量资金注入，测试创业是否可行。

    陈东敏发现，从2004年开始，在中国的风险投资额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涌现，2006年风险投资比上一年增加了44%，达到585亿元的峰值。但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种子投资却一直在下降，2006年上半年，只有7.64%的风险投资用作种子投资。

    考虑到65%的中国风险资本来自海外，然而这些风险投资商最初是在自己的国家投资初创技术型企业取得巨大成功的，他们到中国后却主要投资传统产业，如宾馆和房地产，即使在高技术领域，也局限于因特网和无线通信。

    “如果考虑到近年来中国研发投资的快速增长，情况更令人费解：过去10年中，中国国内研发经费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2%，2006年中国的研发投入达到历史新高294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1%，培养了大批高级研究人员，也涌现了大量成果，为今天的中国技术转移和高技术投资提供了丰富的机会。为什么这些机会没有引起风险投资商的兴趣呢？”

    难道在中国，除了因特网和无线通信外，再也没有高技术创新的机会了吗？陈东敏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国家大力支持创新

    统计数据显示，经过近20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从劳动密集、低技术制造国转向技术制造型国家。比如，中国高技术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已从2000年的15%，上升到了2005年的28%；2003年，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收入首次超过了进口高技术产品的支出，但工业品出口的利润却在下降而非上升。

    为什么在高技术产品出口收入超过进口支出的同时，利润却在下降？陈东敏认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进口高技术设备和获得技术使用许可权需要支付昂贵的费用；而中国只有极少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业化高技术，已有的专利技术又很少被产业化或授权使用。

    令人欣慰的是，政府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正努力通过促进科学技术研究和创新来改变现状，将之作为国家的当务之急。在2006年1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了中国未来15年的科技发展目标：2020年前将中国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到2020年，高技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应超60%、技术进口应低于30%、知识产权的产出居世界第五、研发投入占GDP的2.5%。

    陈东敏说，国家正在制订相关的政策、法规，支持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他看到，过去10年中，中国国内研发经费的平均增长率为22%，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0年的0.9%上升到2005年的1.34%。2006年国内研发经费达到2943亿元，其中约25%或750亿元来自政府，其余则来自企业等私人机构。

    仔细分析则发现，企业的绝大部分研究经费用于产品升级和技术提高，政府的经费则主要资助政府和大学的实验室从事长期的、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和技术研究。与私营企业的研发不同，政府资助范围更大的研发领域，包括清洁能源、材料、农业和卫生健康。政府支出的研发经费，80%以上用于资助应用科学和工程，只有约20%的经费用于资助基础科学。

    研发经费的快速增加也促进了中国专利申请数的大幅增加，2005年，专利申请数大约有17万，其中一半是在国外申请的。同样地，研发经费也刺激了研发人员的快速增加。2006年，大约有45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学术界和研究机构从事研发工作，这些机构也培养了大约3.62万名博士和22万名硕士，而且这些数字还在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

    “这些统计数据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视角。”陈东敏说：“今天的中国为技术转移和高技术投资提供了丰富的机会，为什么这时对高技术创业的种子投资不是增加而是下降呢？到底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

    问题在哪里？

    尽管没有清楚的答案，但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症结。

    陈东敏认为，第一，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界的研究机构，技术转移的首要驱动力更多是政治因素而非市场或利润；第二，研究机构缺乏技术转移所需要的工程人才和工程管理经验；第三，投资者和研究人员都缺乏足够的激励去从事技术转移；第四，私人投资商急于掌握控制权，发明人又不情愿全部交出所有知识；最后，缺乏成功的创业榜样，在研究生院中，学生和导师中间缺乏创业文化。

    虽然存在这些历史性问题，今天的中国仍拥有最具活力的文化，人们已经习惯了快速变化，这也是陈东敏决心从事技术转移研究的信心所在。他说，年轻一代和他们的导师更容易接受好的想法，如果再有一个既提供资金又提供经验和指导的良好投资模式，以商业而非政治作为技术转化的驱动力，那么在中国的种子投资是会成功的。比如，澳门赌场物理所在苏州创建的技术研究院，就试图克服以上的问题并充分利用这一非凡机会。与绝大多数政府资助的孵化平台不同，苏州技术研究院将政府的资源与学术界之外的工程人员、风险投资界的商业经验结合起来，为投资者和企业家搭建了一个全新的平台。目前, 研究院已成功地从澳门赌场和高校引进了一批创业者和创业项目。

    陈东敏相信，随着政府对科技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中国高技术累积已经发展到一个历史性阶段。“当众多的投资商在中国竞相大量投入小型的因特网和无线通信新创企业时，那些愿意率先投资中国学术和研究机构的投资者则会受益更多。今天，在中国作种子投资需要额外的付出，但回报也是额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