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与几位大学领导谈起这一阶段议论纷纷的教育体制改革，几位管理者听完我对教育体制改革中可能推行的大学自主办学、中小学校本管理的想法，颇不以为然，不屑反问：“你以为真要改？”

我承认，这句话很雷人，但却说到了点子上。直到今天，高校的管理者，没有一个感受到了即将要改革的迹象，而且，他们也根本不相信，在未来的改革中会伤筋动骨，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改变大学的治理结构，真推行什么教授治校。

对于我国的教育体制，多年来改革呼声不断，但是，真要到改革时，改革者便“举棋不定”，因为众所周知，这改革如果真推行下去，必然面临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以及新的秩序的有序构建。仅仅如何面临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就是难以逾越的难题。吊诡的是，教育改革的设计者，恰恰是现今的既得利益者。

在现今的教育体制中，既得利益者，大致包括以下层面：

教育主管部门。为何教育主管部门热衷行政评估？为何教育主管部门乐于把项目审批权控制在手中？为何教育主管部门总认为高校无法自主办学？原因很简单，通过掌握人事权、财权，由此确立自己在教育中的管理者地位，享有至高无上的感觉。在当下的教育制度中，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一言九鼎，一纸评估通知，可以调动上千高校为之奔忙；一项评奖活动，可以折弯无数教授、学者的腰；一个申请批复，可以左右一所学校的办学方向。要知道，当下，一个教育部的科长，来到大学，都会让一校之长放下繁忙的公务、抛下正在商谈工作的教授，前去亲自迎接、陪同考察。

学校领导。虽然在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面前，校长显得有点“没有尊严”，可校长们其实认同这种官场规则，更何况，他们本身的行政级别不低，或副部或正厅，放下身段去迎接比自己级别低不少的上级部门官员，不过是表示一种搞好政府关系的姿态。更重要的是，在学校中，他们在一众教授、学者面前说一不二的感觉，一点也不逊于上级部门在他们面前的情形，而且，由于高校所拥有的“特殊”学术资源，既有官位，又可获得学术界地位的好事，对学校领导来说，易如反掌。哪怕此前几乎没从事学术研究，也会很快著作等身，跻身著名学者；哪怕此前从没进行教育管理，也会很快被誉为教育家——这是很多仅仅在政府部门做官的官员做梦也无法获得的，更是国外大学校长想也未曾想的。在不少国家，一旦担任大学校长，便被法律禁止从事学术活动，避免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破坏公平竞争。

各种特殊身份的教授。包括两院院士、首席科学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高校各类学术委员会(诸如职称评聘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的委员们，这些教授们，是如今高校的红人，不但是一些重大课题的当然牵头人，而且，也双栖、多栖为多校教授，在学校领导之下，负责制订学术规则、掌控学术资源的配置，一有机会，一些人还成为校领导或政府部门官员。表面上，他们让高校“名师荟萃”，而实际上，这些“名师”非但不高兴上讲台，而且成为大学学术生态中的“恐龙”，让今日高校进入大师匮乏时代，既无能力在学术上出现一流水平成果，更无能力培养大师级人才。

这些既得利益者，其实深知改革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对于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来说，一旦改革，削弱政府部门的权力，把自主办学权交还学校，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们从何处寻找被公关、被拥戴的感觉？对于高校领导来说，如果取消行政级别，不再有副部或正厅的级别，首先将没有了官场的地位；其次如果再严格约束行政权力，实行行政权与学术权分权，将少了学术上的声誉。这种“既丢官又丢脸”的改革，他们中有谁会支持？对于特殊身份教授来说，当学术伦理回归、教授人人平等、学术自由竞争、学校有真正按学术规律决策的“教授会”，这些特殊身份的教授还有多少广阔舞台施展自己的“才能”呢？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教育改革主导者正是教育主管部门，而它们听取意见的对象(或者说在改革方案制订中有话语权者)也正是高校领导和一些特殊身份的教授，他们中有多少愿意舍弃自己的利益，把教育与学术的健康发展放在首要，进行真正意义的改革呢？所以，大学管理者的反问“你以为真要改”才显得那么的有力，对此，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不改你们又能怎样？

教育改革真要改，就必须摆脱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羁绊，不能由教育部门及其领导下的学校主导，而应由人大牵头，深入调研、听取意见、制订方案、充分讨论，切实针对制约教育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革，而不能不针对核心问题，只做表面文章，又推出什么建设项目与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