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数据谈起

    大家一定对这个数据不陌生：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澳门赌场院士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的54%、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的77.61%、博士生导师的62.31%都有留学经历。

    但大家不一定清楚这个数据究竟指的是什么。至少像笔者这样的从事中国人力资源研究的学者对此就不知道。

    其实，这与如何定义“留学”有关。从国外获得学位的，自然是留学。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派遣“文革”前或“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到国外从事研究，不少人时间超过一年，他们自然也是留学。

    不可否认的是，上述院士、校长、博导中不少人的“留学经历”是短暂的。笔者无意否定这段经历对他们入选或担任上述工作的积极影响(同样，笔者也无意否定类似经历对其他学者的重要性)，但是，曾经短暂在海外是否就算是“留学生”是值得商榷的。

    中国留学生的确切数据是个未知数!

    其实，“留学生”是一个政策性的定义。由于留学生的学历和年龄、留学的期限等没有界定，造成了这个定义的模糊性。

    留学生定义之所以模糊(当然，不排除故意模糊的可能性)，个中原因，除了国家太大、留学生人数太多之外，还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定义并收集留学生的数据。

    教育部似乎应该最有权威来认定“留学生”。教育部及其前身国家教委曾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只负责批准大学教育以上的公派和自费留学，这表明留学应以大学以上为界。但是，1990年前的留学生统计包括自费留学生，而自费留学生也不见得都到中国驻外使领馆报到。留学统计一度将高中生出国包括在内(当然，他们中不少人后来的确上了大学乃至研究生)。

    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合并之前的人事部只收集在国营企事业工作的归国留学人员，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资料。

    公安部审查出国留学申请人的资格、颁发护照、追踪中国公民的出入境。

    这都给留学的定义和统计造成问题。除了公安部的数据不公开外，尽管教育部或通过《中国统计年鉴》或自行公布留学生的统计数字，由于将攻读学位、长期研究、短期访问、小留学生等统统装进“留学生”这个“筐”里，教育部未必弄得清楚1978年后中国到底有多少留学生出国攻读学位、从事较长时间的研究(当然，不排除它知道留学生的人数而不公布)!人事部公布的院士、校长、博导的留学数据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由于政出多门，“海归”统计的问题就更大。

    谁是“留学生”仍然是个谜

    如果当中国刚刚出现留学热时，有关部门不知道如何定义和收集留学生数据尚情有可原，在“人才强国”已经成为基本国策的2008年底，问题依旧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谓予不信，请看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不久前公布的数据：

    自1996年国家留基委成立以来，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共派出46071人，其中已回国34432人，年录取规模由两千余人增长至目前的一万余人，回归率也从1997的92.25%增加到目前的98.77%。

    截至10月底，2008年共录取各类国家公派留学人员11675人，其中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和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共为5011人，占录取总数的43%。

    且不说2008年的数据否定了所谓“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已成为培养中国高层次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的说法(他们中有一半以上与“高层次”的博士学位无关)；问题在于，不少公派留学生的年限为半年甚至更短，留基委仍将他们算做留学生。

    尽管留学生是一个政策性定义，但是，它必须有一个定义，内涵和外延不应随意变更或扩大，否则便有政策空子可钻。尤其是当运用扩大了的留学生定义来说明近年来“海归”人数急剧上升时，所谓的“回归率”实际上成了一种数字游戏，遮掩了高层次留学生是否“海归”的真相。“海归”变“海待”，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此。

    留学生人数的糊涂账，诚然对笔者研究中国人力资源提出了挑战，但又何尝有利于国家对人才做到心中有数？

    (作者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莱文国际关系和商务研究生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