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50年的职业生涯中，26个春秋担任医学院校的校长、院长，其中有两年多的时间做驻外使馆教育参赞。这使我与教育，特别是医学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1992年9月我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从此我进入了中国最高的医学学府，学习、体验和领会这所大学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精神。至今虽然也不能说已学到了精髓，但至少有所体会有所感悟。使我明白了为什么这样一个小规模的学校却培育出那么多的医学大师，全国医学界100多名两院院士中四分之一属于协和医大。协和医大的办学是成功的，其经验是值得总结的。我曾请教过不少协和的成功人士，他们共同的体会是他们得益于北大（燕京）三年间良好的自然与人文科学的熏陶和训练；得益于协和医大的“三基”、“三严”的教学模式；得益于协和的严格而又系统的住院医师培养制度。协和是1917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模式建立起来的，实行医预、基础、临床三段式八年制医学教育。而美国从1910年推行（4+4）的两段式八年制医学教育，上个世纪60年代又开始推行MD/PhD双学位制度，同时美国一直坚持全科医师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养制度。事实上，是美国的医学教育体系成就了美国的医学发展和医学科学的领先地位。

无论是先进的美国医学教育，也无论是成功的协和医学教育，都必须与时俱进、坚持改革、坚持创新、坚持进步。相比之下，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的步伐较快，而协和的动作相对迟缓。1992年，当时八年制的学生用一年的时间在河南军训，只念了七年书。我作为校长，首先让八年制的学生念八年书。采取措施提高质量，使90%以上八年制毕业生取得医学博士学位。考虑到规模与效益的关系，协和医大的招生由30名，到60名，再到90名；1994年又开始从全国最好的12所医学院校七年制学生中选拔优秀生到协和进行追加训练和培养，即所谓的七转八制度。1995年，协和在中国第一个建立了MD/PhD双学位制度和五年直接博士生制度。1996年，协和将护理本科五年制改成四年制，推行全新课程，专本衔接，护理系变为护理学院。同时开始了学生早期接触临床，小班上课，PBL（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等教学改革。1993年～2001年的8年间，协和医大45岁以下的教授由1人增至120人，像刘德培、沈岩、杨焕明、赵玉沛、赵平等一大批有实力有潜力的年轻的学科带头人挑起了协和医大医教研的重担，国家级重点学科由7个增至18个。2000年，国家医学图书信息中心在协和落成。2001年8月在插针之地动工修建了真正属于协和学生的教学楼、体育馆和讲演厅。但我认为协和的教学计划中，在第七年进行8个月的科研训练，完成一篇论文后，进入一年的生产实习的安排是不合理的。我曾与当时的党委书记刘晓程一起同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主席RoySchwarz，董事会主席RobertBuchanan讨论并达成共识，设计出一个把8个月的科研训练移到北大阶段，让学生在北大生物系的最后一年完成毕业设计、科研训练。基本上近似（4+4）的八年制医学教育。CMB赞赏这样的改革，并允诺支持500万美元供协和改革教学计划和改善教学设施之用。遗憾的是，这一计划没有实施，更遗憾的是倾注大量心血、惊动了上下的协和医学联盟和国家医学中心的构想和奔波付诸东流。

时代前进和科学发展在呼唤医学进步，未来医学将是3P（Prediction、Prevention、Personalization）的医学，应该是基础、临床、预防相结合的崭新的医学。医学的任务不仅是防病治病，而且要指导人们提高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我反对医学本科招收基础医学专业、临床医学专业、预防医学专业，而应只招医学专业，毕业后再行培训和分流。正确理解医学的本质和医学的目的，对医学教育至关重要。

科学求“真”，人文讲“善”，艺术要“美”，而医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统一，是科学与艺术最完美的结合。医学主张和弘扬“真善美”。协和一位校友总结协和人“人文心、科学脑、世界观”。我认为对所有的医学生都要最大限度地提供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训练机会，同时还要有一定程度的艺术熏陶和组织管理能力的培养。在“人文心、科学脑、世界观”的基础上，我又加上“勤劳手”，即“人文心、科学脑、世界观、勤劳手”十二个字，这已成为送给医学生的“赠言”。

1998年浙江医科大学并入浙江大学，相继北医、上医、中山、华西、同济、湘雅等一大批著名的医学院校并入综合大学。综合大学如何办好医学教育？中国的医学教育应该如何发展？这已成为中国教育界，特别是中国医学教育界的新课题。我主张并入的医学院应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军”参与一流大学的建设，并利用“985工程”的条件发展医学学科，同时医学院更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综合大学的优势和条件培养医学生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综合大学也要学习、尊重、把握医学教育的规律，保持医学教育体系的完整、统一。而不应该把好端端的医学教育体系肢解成若干亚单位或官本位气息浓厚的各自为政的“独立大队”。

2002年，在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的办学理念特别是要把浙医办成“南方协和”的感召下，我加盟浙大，担任浙大医学院院长。与其说浙江大学引进了我，不如说引进并实践了我的医学教育观和办学理念。从而，浙大医学院保持了医学教育体系与医学管理体系的统一。医学院对医学门类的所有学科所有单位统一领导，真正成为浙江大学的一个医学方面军。同时，在“985工程”一期、二期、三期建设中，医学学科都占有相当位置。医学院的校园置换，不仅为浙大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医学院办在浙大主校区，办学条件大大改善。一个以转换医学、再生医学为代表的基础、临床与预防相统合，医教研为一体的崭新的医学中心在浙大主校区创建和启用。从地理位置，到管理体系，再到思想感情彻底融合的浙江大学及其浙大医学院已无人质疑。

在教育部、CMB以及浙江大学的支持下，2004年开始招收MD/PhD双学位学生，2005年开办了八年一贯、两段完整的培养医学博士的标准化体系，学生前四年在浙大竺可祯学院完成学业和科研训练，最大限度地让学生经受综合大学的熏陶和锻炼，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及科学、人文、艺术和管理方面的水平和本领。后四年按世界最先进的医学教育模式完成医学博士课程教育。同时积极推进标准化全科医师和规范化住院医师培养制度。2006年实施了不分专业的医学大类招生。正在推行MD/MPH等新的高端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坚持并加强了与洛玛连达大学（LomaLinda）、布朗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UCLA）的交流与合作，全面引进了UCLA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几十名教师在UCLA或LomaLinda接受了正规培训。

体制机制决定效果效率。这些教育改革和扩大开放带来的直接效果是：（1）浙大最好的学生进医学院，连续五年考分最高的学生首选医学专业。（2）医学院教师的教学、科研以及医疗的能力和水平明显提高，连续三年SCI论文发表名列全国前三，浙医一院、浙医二院居全国医疗单位前十之内。（3）教学效果及毕业生质量有所提高，2008年度全国执业医师考试浙医学生名列第一。（4）武书连的大学排行榜到底有多大参考价值暂且不予评说，但浙医从2002年的第12位到近三年的第6位，虽其水平与兄弟院校尚难相比，但根据浙江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陈子辰的计算，就其投入产出效益比，浙医也许是最好的，至少是最好的之一。

从客观上讲，浙医也越来越被业内同仁和社会各界所认同。（1）2008年2月由教育部和卫生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医学教育工作会议上，唯一的一个大会典型发言是浙江大学校长杨卫，全面报告了浙大医学院教育改革、管理模式及其收获和体会。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高度肯定了浙医的进步和浙大的做法。（2）2007年浙医附属邵逸夫医院通过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评审联合委员会（JCI）国际认证。（3）浙医的全部教育改革项目均得到了CMB的认同和支持。（4）由于医学教育和教育改革方面的工作，我本人2006年获得了中国工程院光华奖，2007年被香港选为中国杰出学人，2009年获得了竺可祯奖。但值得注意的是，浙医的公共卫生学、口腔医学相对薄弱，护理教育更待振兴，只有医学学科的全面繁荣才能确保成为一流大学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的有战斗力的“方面军”。

当然，教育是面向未来的，教育是“长线”，特别是医学人才又有一个相对晚熟的特点，衡量医学教育及教育改革的成功与否，不是几个简单指标所能判断的。关键是看这所大学培养出多少杰出人才。1993年以来我一直在关注，追踪五年制毕业生与八年制毕业生同在协和医院的成长状况和发展轨迹。诚然，五年制毕业生中也确有非常优秀的成为医学大师者。但17年的对比研究使我体会到，10年以后特别是15年以后，八年制学生有更好的临床综合能力、科研能力、国际交往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即八年制学生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成才基础。八年制医学教育是在校教育，八年制医学教育仍然是通才培养，这是八年制医学教育的两项基本原则。基于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和我本人的切身体会，只要坚持全面素质教育，坚持潜能培养，赋予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良好底蕴，坚持“三基”、“三严”的医学知识和医学技能的培训，同时教会并让学生养成终生学习的能力和习惯。医学教育一定会桃李芬芳、人才辈出。

（作者巴德年为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