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分管澳门赌场这一最大的国立研发机构的高技术工作多年，但是在67岁的澳门赌场前副院长杨柏龄看来，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依靠企业才是硬道理。而让他忧虑的是，中国目前很多高技术项目的研发主体仍在传统科研院所，很多企业研发机构并没有得到质的增长。

“虽然这种现状是由企业研发能力弱造成的，但是如果对它不重视，企业自己的研发力量就难以成长！最后，我们还是看不到能符合市场需求的技术创新。”杨柏龄强调。

他还指出，很多研发机构在目前的大型高技术研发模式中是受益者，不经过一定的调整，也很难将高技术产业化的主动权拱手让给企业。

核心技术缺失之痛

尽管中国缺少核心技术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是杨柏龄列举的情况，仍然让人感到形势紧迫。

杨柏龄援引了科技部前部长徐冠华2008年的报告指出，发达国家占有原创性专利的绝大部分，比如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术，关键技术领域西方发达国家占世界专利的90%。生物技术专利，美国占59%、欧洲19%、日本17%，发展中国家占5%，中国只能在这5%之中分一杯羹。

为了弥补技术原创能力的不足，中国大量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但在这两个层面的投入很不平衡，消化吸收投入太低。从2000年到2006年，中国的消化吸收投入是在增加，但是引进技术的费用远大于消化吸收的费用，这样的做法实际上还是对国外的依赖非常强。

中国大幅度的技术引进让高技术产品出口和生产快速增长。但是，在光鲜的表面下面是，尽管高技术产品出口年均增长37%，但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中，自主知识产权的贡献逐年减少。外资企业在其中所占份额从1996年的59%升到2007年的89%。

杨柏龄以自己调研过的纺织行业为例：一个纺织厂从头到尾都是引进，“进去看我总在找自主知识产权。最后你看下来，他告诉你从头到尾都没有，连根针都没有。”

杨柏龄表示，国际上一般认为，企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费用占销售额的比重为2%时，企业可以维持生存；占到5%时，企业在市场才有竞争力。绝大多数中国企业远达不到这个比例。个别企业，像华为，研发投入已经占到销售收入的10%。但是这样的例子如凤毛麟角。

科研不能承受之重

由于企业研发力量的欠缺，中国一直主要依靠科研单位进行核心技术的攻关。但在杨柏龄看来，靠科研机构进行攻关，并不能从根本上弥补核心技术的欠缺。他表示，科研机构可以帮助企业提升自主创新的水平，但是不能取而代之，因为两者遵循着完全不同的逻辑。

在表面上看起来，问题在于不同的考评体系。科研需要发论文，而企业最终的衡量标准只能是市场是否认可。

而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发表论文意味着一定要得出别人没有得到的结果，这就需要高度精密的仪器，设计各种极端的条件，而这些在工业上或者很难实现，或者成本太高而不现实。”杨柏龄说。

他指出，科研用论文进行考评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但是把论文考评的思维用于衡量科研成果在产业化应用，却难以奏效。因为对于产业化来讲，“新”并不是最重要的，能用、低成本才是关键。

但是对于习惯了科学界规矩的科学家而言，往往对“纯粹”科技的追求大于对市场的考虑。“许多科学家即使愿意进行产业化的工作，往往也希望把自己的技术发展得更加完美，把每一个技术缺陷都弥补上，但是市场也许没有这个耐心。”杨柏龄表示。

他举了前几年一个从葡萄中提取白藜芦醇的例子。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总认为自己的研究不够完善，但是两年时间下来，这种化合物的市场价格跌落了数倍，已经失去了获取高额利润的机遇，最终项目不了了之。

另一个高技术研发遇到的问题是，科研单位的设备规模往往不够大，还达不到企业的中试水平，而且也往往缺乏工业生产中必须的工程、工艺和机械制造能力。“以化工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产业化规模的工程而言，基础科研过程不可能遇到这种情况，也就不会需要找出解决办法，而这对于工业过程而言却是必须的。”杨柏龄说。

科研单位既没有必要建立工业过程需要的大型设备，也没有财力这么做，他补充道。

“问题还在于，我们许多科学家认为自己的技术在项目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不愿意放手让企业投资者进行管理，结果经常会发生不欢而散的情况。有时则是科学家独自坚持，最后在市场销售中碰得头破血流。”杨柏龄分析道。

“你看看成功的高技术企业，联想或者华为，哪一个老总是核心技术研发人员？”

他认为，最理想的情况是科学家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专注于研发，并通过一套合理的机制与企业进行及时交流，最终应该由企业及其技术部门来根据市场决定如何应用这些技术，何时用。

创新同盟之惑

杨柏龄承认，中国的企业研发力量弱，难以与科研部门形成对接。“这也许是历史的必然发展阶段，情况要逐渐地改善。”

正是基于企业研发力量弱，也不会申请国家科研课题，中国的高技术攻关项目往往由科研单位来牵头和实施。

不过，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在项目规划中，往往要求一个项目必须有企业的参与。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企业往往沦为提供样品的配角。甚至在一些项目中，企业因为无法获得自己需要的技术而放弃了合作，而一些科研单位还拿着企业做出来的样品当作科研结题的成品！”说到这里，杨柏龄甚至有些激动。

由于企业缺乏技术能力而让科研单位主导高技术攻关项目，这就形成了一套只适合科研单位来申请课题的流程，一些科研单位也因此成为了既得利益单位，不愿意将主导权拱手让给企业。

为了促进企业的研发，政府科技部门可以说想出了很多办法。去年在几十个领域推出的组建产学研创新联盟就是这样的举措之一。其核心就是通过企业与科研单位形成紧密的团体，通过让科研单位帮助企业获得国家课题来最终培育企业的研发能力。

但是针对这样的联盟，杨柏龄提醒，必须要有相应的举措来确保企业研发能力真正从中获益。“这样的联盟最核心的地方不应该是科研单位帮助企业获得（高技术）课题，而是培养它们的研发人才，让它们最终具有自己的独立研发能力。”

显而易见，不能排除一些科研单位会“有私心”，担心企业的研发能力成长会导致他们申请课题时遇到强劲的对手。

这种局面必须改变，因为“只有企业的研发能力真正得以提高，中国才能发展出大量符合市场需求的高新技术产品”，杨柏龄告诉《科学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