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人李京陆走西口治沙的故事让许多人唏嘘不已。

他从煤炭生意做起，到房地产界的风云人物，繁华看尽，在知天命的年纪感悟：剩下的人生该如何度过？顺应山西人走西口的传统，他来到内蒙古草原发展，却被当地的浩荡和辽阔所折服。他拿出百万在当地种树治沙，无奈沙柳每4年需砍伐一次。企业家出身的他深知资本流通的道理，又投资2亿多元兴建生物发电厂，用沙柳来发电。困难时，资金紧张，他几乎赔尽了自己在其他行业积累几十年的资本；如今，在坚持发电1年多之后，他终于迎来了国家补贴标准提高，沙柳发电也被誉为内蒙古发展沙漠经济的典范。

李京陆的故事可以说是这个行业的缩影，只不过，故事的结尾不尽相同。

《科学时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我国生物质能产业以民营中小企业居多，由于没有国家政策的足够支持，大多数企业挣扎于收支平衡线上，赢利者甚少，观望者居多，普遍在等待政策的春风。而在等待中，很多企业最终销声匿迹，不了了之。

两院院士石元春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在度过了2009年的“寒冬”之后，2010年我国生物质能源已经迎来回暖期，但是争论和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尤其是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虽然制定了相关政策和规划却未有资金支持到位，生物质能的发展仍然“没个准谱”。

石元春希望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对可再生能源中生物质能的地位有一个明确的、科学的判断，否则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中长期规划》中提出的生物质能发展目标将很难完成。

从“早、快、好”到坐冷板凳

生物质能在我国的出现和发展比太阳能、风能都早。但如今，光伏发电和风能装机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的情况，而生物质能却一直不温不火。

“我明确地说这是由错误的政策导向导致的，业务主管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有偏差。”石元春对此毫不避讳。

一方面主要的设备和技术都被国外掌握，另一方面电网难以适应。两方面条件的欠缺使得我国风电和光伏泡沫很快破灭。但在泡沫扩张的同时，生物质能的发展明显降温。用石元春的话说：“生物质能源坐冷板凳了，2009年是最‘冷’的一年”。

他指出，实际上，生物质能源在我国发展是最早、最快、最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

早在“十五”初期，我国陈化粮压库现象严重。当时，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石元春第一次听见朱镕基总理提出用陈化粮做生物乙醇的想法。之后很短的时间内，黑龙江、吉林、安徽、河南4省就兴建了4个燃料乙醇工厂，年生产能力共计73万吨。由于是总理亲自推动，各种配套资金、政策落实很快，产业发展也非常快。到“十一五”初期，又扩展到辽宁省，产量达到120多万吨。后来又扩展到湖北、河北等其他省市。直到现在，这些省市内的所有汽油都添加了10%的生物乙醇。

除了生物乙醇，“十五”期间我国还形成了400多兆瓦的生物质发电。

石元春介绍道，在当日本、印度、欧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没“回过味儿来”之时，中国已经迅速成为继巴西和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生物质能大国。

借着“十五”之余勇，我国制定了实现200万吨非粮乙醇的“十一五”规划目标。但随着形势转变，最终仅仅完成了20万吨。

“‘十五’期间是我国生物质能发展的高潮。2009年我认为是生物质能源过三九寒冬的时候，今年似乎有了回暖迹象。”石元春总结道。

一桩“肉烂在锅里”的买卖

国能生物发电公司董事长蒋大龙曾表示，国家给企业的发电补贴几乎相当于企业从农民手中购买原料的资金总额。

补贴高是很多人质疑生物质能发展的一大原因。但石元春认为，同我国其他一些产业花大价钱从国外购买原料相比，生物质能的补贴都转移给了当地农民，可谓“肉烂在锅里”。

生物质发电的原料成本是其成本中很大的一块，占总额的将近50%。过去在农村一分不值必须烧掉的秸秆，现在每吨能卖两三百元。在广西北海，以前300元一吨的木薯现在因为有了乙醇加工厂，价格翻番。很多人开始留在自家地里“淘金”，而不再去外地务工。

“现实情况是，哪里有一个生物质燃料的加工厂，哪里的农民就能得到立竿见影的实惠，实现增收。”石元春说。

我国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导致生物质资源分散收集，是围绕生物质能发展的另一大争论点。记者从国能生物发电公司了解到，经过5年时间的研发，国能公司目前使用的联合收割机可以在收割麦粒之后，直接将麦秆打包收走。

虽然我国生物质的收集不可能像国外一样实现大面积机械化，但石元春指出：“勿以善小而不为。虽然没有大工程，看不到业绩，但都在手边上。”

据悉，我国年产秸秆7亿吨，除去用于还田、牲畜饲料、薪柴等，1亿吨白白烧掉。将露地焚烧的秸秆用于发电，其作用相当于半个三峡水利工程的年发电量。“而且比三峡的社会功能还强。”石元春说，“可以把当地的工业、运输业、制造业都带动起来。”

他同时提醒道，为了避免一哄而上，抢资源，国家应对生物质发电和加工厂进行合理规划，避免原料市场出现价格大幅提升。

期待“十二五”

“像李京陆这样的企业家，他们在起步阶段没有要国家一分钱，用自己的钱去投资。每年从当地牧民手中收沙柳就达到3000万元，发展到最后当地牧民都不让他们走，这样的企业和企业家我们不应该鼓励吗？”石元春直言。

诸如这样的创业故事还有很多。

长春，取暖季长达半年之久，传统的燃煤供暖造成的污染严重。一家民营生物质能源企业利用长白山的枯枝落叶、农林残余压制成颗粒燃料替代燃煤，其热值和煤相当。如某外资4星级宾馆过去烧油采暖，每年费用高达500万元，而采用了这种颗粒燃料之后，只需250万元。

“这些事是谁做起来的？不是国营大企业，而是这些拿自己的钱投入，现在苦苦经营的人。”石元春希望国家对这些民营企业给予更多的支持。

今年春天，国家财政部来到内蒙古李京陆处调研了当地生物质发电的情况。结果认为应该支持，随后将生物质发电补贴政策提高了1角钱，提高到0.75元/度。虽然幅度很小，但这对众多民营中小企业来说无疑是久旱逢甘霖，更是气候回暖的征兆。

“现在气候转暖了，但还是一团糨糊。”石元春感慨道，“当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国在发展生物质能源的问题上还没有准谱。”

他表示，运输用燃料是能源消耗的主力，而燃料主力是液体燃料，其中又以生物质燃料为主力。从国际形势来看，这是一条清晰的发展路线。

当前正是我国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关键时刻，石元春建议：在大力发展核能和水能的同时，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中一定要把生物质能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他说：“从国际国内的大趋势看，生物质能源应该在可再生能源中占主导位置。同时，发展生物质能源对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和农民的增收问题、农村的工业化问题有重要的促进、拉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