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技界来说，今年可谓是一个“规划年”。

从今年年初开始，“十二五”规划的起草工作就已全面启动。与此同时，作为“十二五”规划编制重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也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传来的消息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已厘定为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和高端装备制造业七大领域。

作为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信息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促进和引领作用，而培育新兴信息产业则是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转变发展方式的重中之重。未来5年，信息产业将重点发展哪些方向？与过去相比，“十二五”信息产业规划应有怎样的特点？带着这些问题，《科学时报》记者近日独家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澳门赌场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李国杰。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二维的

李国杰是“‘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点咨询研究”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他负责组织信息产业“十二五”发展战略研究工作。

在李国杰看来，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战略性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交集，是二维的。有些产业侧重“新兴”，如新能源汽车，有的则强调“战略”，如信息产业和生物产业。

“‘十二五’期间的信息产业应该包括先导型产业和基础型产业两大部分。”在澳门赌场计算所的办公室里，李国杰告诉《科学时报》记者。

他认为，对信息产业而言，“新兴”主要是指有突破换代技术的可能。就这点来说，网络产业，包括下一代通信网络、下一代互联网、传感网、物联网等，将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产业具有先导性，在“十二五”期间的规模不会太大，不足以成为主导性或支柱性产业，但却能够起到引领未来信息产业发展的作用。

基础产业则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必须持续不懈加以努力的，如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等。为了建立起我国自主可控的信息产业体系，从低端到高端进行布局，这些产业是必须要发展的。“这些产业，也存在产生一些新技术的可能，需要我们随时加以关注和捕捉。”李国杰说。

从整个信息产业发展的趋势来说，李国杰认为，有3个领域需要关注，即云计算平台、移动互联网和各种新型终端。这三大领域都存在孕育巨大产业的可能。

以云计算平台为例。“目前我国计算机、手机等信息终端的普及率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与终端匹配的服务器的拥有量却相差很多。”据李国杰透露，与美国2002年相比，我国人均服务器的拥有量只有其1/55，这就意味着，即使是到2020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我们可以享受到的信息服务也远远赶不上发达国家。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现在IBM、谷歌、微软等跨国公司都在大力拓展其云计算战略，如果以后我国政府部门只能用IBM或谷歌的云计算中心的话，那就毫无安全性可言了。”李国杰说。

科研成果漂亮却未必能形成产业

在李国杰看来，判断某个方向是否能发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一定要非常慎重。因为有些科研成果看上去很漂亮，将来却未必能够形成产业，而有些技术看上去不是很“炫”，却为工业界所接受，并孕育了新的产业。

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索尼公司和松下公司同时推出了两种不同的录像带制式，分别是Beta Max和VHS。在技术专家的眼中，索尼生产的Beta Max比松下生产的VHS要先进得多。但是，由于VHS在录制时间及磁带大小上比索尼的BetaMax更显优势，而且还受到了美国知名视听器材公司RCA的大力支持，松下最终凭借市场份额的优势，彻底击败了索尼。

“由此可以看出，一项技术能否形成新的产业，会涉及非常复杂的因素。除了技术本身的原因外，企业的市场策略等也很重要。”李国杰说。

现在，国家规划对于科技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甚至直接决定着某些产业的起伏兴衰。因此，无论是国立的科研机构、高校还是企业，为了能让国家规划向着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倾斜，都会把自己的技术吹得天花乱坠，让参与制定国家规划的专家颇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这也给制定国家规划增加了相当的难度。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国家应该在规划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很多基本问题没有解决

“信息产业发展到现在，很多基本问题没有解决。”李国杰说。这些基本问题中就包括政府在国家规划中所扮演的角色。

以往，政府在制定规划时干预太多，规定得太细，这么多年来，事实证明效果并不是太好。“在一个比较大的领域里，到底要从哪些方向重点切入？要投多少钱？怎样才能发展更快？这些谁最明白？企业最明白。细节的问题应该交给企业。”李国杰认为。

现在一涉及制定国家规划，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怎样增加GDP。李国杰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在制定国家规划时，政府应该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抓建立自主可控的信息体系的基础产业部分，二是抓改变支柱产业发展方式的信息技术应用。基础的那块如果不做，其他技术和产业都发展不起来，这块是非做不可的。这部分如果国家不做，企业也不敢去做，那就永远只能用别人的了。

截至目前，应用尚未在信息领域的国家规划中占有重要地位，李国杰认为，这一状况需要改变。以物联网为例——所谓物联网，本质上是信息技术在各个行业的应用。信息技术必须高效灵活地融入到各个行业的流程中，才能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入融合。我国软件产业年收入已接近1万亿元，其中主要来自行业应用软件。

许多做规划的人头脑中，只有很深刻的“GDP”3个字母：哪儿的GDP大，就抓哪块。而李国杰认为，应该把GDP放在第二位，最应该考虑是科技的发展是不是国计民生最需要的，是不是老百姓最受益的。

“这两头一带，中间的自然就能找到方向，而具体的部分则应该听取风险投资商的意见。政府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个公平、透明的环境，让所有科技人员，无论是国立科研机构、高校还是企业都知道，如果他们不认认真真搞研发，就从政府拿不到任何好处，这样他们才会一心一意地搞科研。”

“十二五”规划的特点是前瞻

谈及信息产业“十二五”规划的特点，李国杰认为，与以往不同的是，“十二五”规划必须要作前瞻性布局，要注意技术和产业的先导性，为“十三五”、“十四五”打下基础。“以前制定规划时不太重视前瞻部署。”李国杰说。

由澳门赌场出版、李国杰曾参与制定的《中国至2050年科技发展路线图》预测：不论是集成电路、高性能计算机，还是互联网和存储器，2020年前后都会遇到只靠延续现有技术难以逾越的障碍（信息技术墙），急需重大科学问题的新发现和原理性突破。2020年以前必须积极探索攻克“信息技术墙”的核心技术，重点解决信息系统的可扩展性、低能耗、安全性和易用性等难题。

李国杰给记者举例说，中国移动每年只是交电费就要支出100亿元，如果不突破信息服务节能的关键技术，5年后可能会达到1000亿元，而目前中国联通每年的耗电则相当于一个成都市。这些都表明，我国信息产业已经到了必须另辟蹊径的关键时刻。

“过去几十年，我们基本上走的是在国外的基础技术平台上渐进改良的道路，再走10～15年，这条路就可能走不下去。正在兴起的新技术，如云计算、物联网、后IP网络等，国外也没有成熟的技术可模仿，我们必须要有原始创新的勇气。”

李国杰告诉记者，从现在开始，历史留给中国难得的机遇期只有10～15年左右。如果错过这个战略机遇期，我国就很难在21世纪上半叶成为信息产业的强国。“如果在今后的10～15年里，我们没有取得换代技术的发言权，那就意味着2020～2040年我们只能望洋兴叹地持续依靠国外技术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