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云计算”在信息技术领域的热度仍旧居高不下，在“最热门词汇”中牢牢占据一席之地。

虽然云计算这一概念自2006年8月就已由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首次提出，近年来，对云计算的炒作也一直持续升温，然而时至今日，许多专家在讲云计算时，仍然要从“何谓云计算”开始讲起。

从概念到具体应用，笼罩着云计算的，仍旧是一层轻薄的面纱。

未来30年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什么是云计算？对中国来说，云计算价值几何？谈及这些话题，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周松年显得十分自信。

周松年上世纪80年代初就在Berkeley UNIX的创始之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分布式系统研究，1987年获该校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时，其论文主题就是大规模分布式计算机系统资源共享的理论、算法和实施。过去20多年，计算机群、网格计算和云计算都是以此论文为系统结构基础。

1992年夏天，周松年与另外两位合作人共同创立了Platform Computing公司，并担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为用户提供简单、易用、灵活的虚拟高性能计算解决方案。2010年9月，应国务院、欧美同学会的邀请，作为云计算专家，周松年还对中国政府的云计算战略规划提出了自己的指导和建议。

在周松年看来，云计算与分布式计算、网格计算是一脉相承的。虽然云计算这一概念是几年前出现的，但就技术的积累而言，却已长达二三十年之久。“就本质而言，云计算是将大量分布式和高性价比的计算机、网络设备和存储资源集成管理，以支持各种应用软件，通过互联网向广大用户提供优质低价的服务。”

周松年认为：“云计算是一场信息技术的革命。”与传统的大型机和服务器计算模式相比，云计算大大提高了应用软件的计算能力和性价比。特别是当越来越多的计算机应用及其大规模运行使得信息系统各项费用迅速飙升、反应越来越迟缓的时候，云计算使计算机应用能够实时地得到其所需的大量低成本资源。

此外，云计算将应用软件简化为服务，从而降低了人们使用这些软件服务的门槛，促进各行各业更多地采用计算应用，在提高效益的同时也支持了创新。

周松年指出，任何一个成熟的产业无不将实体产品简化升级为按需所供的服务。同样，云计算将计算资源和应用升级为可计费的服务，也代表着信息工业的成熟。

“今后30年，中国经济的升级必须以知识和创新为动力，而支持它的第三代，也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就是以云计算为核心的信息服务系统。”周松年说。

“中国政府已选定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国家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而云计算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基石。”他认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无一不需要以云计算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系统的支持，以实现从研发、智能化制造、销售到服务流程的全产业链的高效运行。

新一轮创新与发展的机遇

据周松年介绍，在过去短短的两年中，发达国家的政府、企业界和分析家们已达成了广泛共识，认识到云计算的战略意义并在加速采取行动。

美国奥巴马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于2009年任命联邦政府首席信息官（CIO），而他的首要举措即是推动云计算在政府部门的应用。新加坡认识到其国土的局限和资源的匮乏，因而大力发展服务出口业，其高端出口的主要方式即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云计算服务。为此，新加坡政府成立了国家信息发展管理局（IDA），并责成其以推动本土云计算产业为第一要务。距中国内地更近的台湾地区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升级的紧迫性和云计算的巨大潜力，于2010年4月成立了台湾云计算联盟（TCCC），并遍访美加政府和企业进行考察。

“与中国不同的是，欧美国家虽然正在大力推广云计算及其服务，但历史的沿革使它们在把已成为‘千岛之国’的信息系统转化为云计算系统时困难重重，而中国却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采用最新的云计算反而相对容易。”周松年说。

周松年认为，云计算给中国的计算机工业与信息产业带来了新一轮创新与发展的机遇，也可视为对过去30年未能充分利用的市场的第二次开发。云计算模式将对全球信息工业重新洗牌，因而为新兴国家和企业带来发展机会。

这主要是因为，云计算市场使得中国公司有机会以新的产品、运作模式和服务创新来赶超西方公司。在一个工业经历大变革的时期，现存的工业领袖往往不愿看到他们现有的产品和服务被淘汰，因而通常不积极推动产品更新换代。云计算使新兴公司有机会制造或使用低价、商品化的信息产品，以高质低价服务的方式竞争，占领市场份额，甚至取工业领袖公司而代之。

“以中国已有的市场和产业规模，不应也不该丢失这一轮的巨大商机。”周松年强调。

大规模发展须举全国之力

“不论就技术还是就商业模式来说，云计算现在都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既不是完全成熟，也不是完全没有成功应用的范例。”周松年说。就中国发展云计算而言，最适当的节奏是“小步快跑”。

在周松年看来，由于云计算信息系统对国家竞争能力和国家安全有巨大影响，仅仅依赖企业界和市场自主发展是远远不够的。正如中国在交通和电信基础设施方面的成功经验所示，云计算的大规模发展和采用需要举全国之力推动。云计算所能提供的各种服务是无国界的——它以互联网为载体，可提供给全球的任何用户。因此，中国的云计算水平决定着中国将来在相关服务业是净进口国还是净出口国。

同时，云计算服务商会掌握大量客户信息，从中可以得到大量各个国家的经济和国防信息。因此，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中国的关键工业和政府服务不能过分依赖于外国公司的云计算服务。反之，中国云计算的规范使用与网络和信息安全技术相结合，就可实现高度可控、可审计的信息服务。

周松年认为，中国发展云计算可以“政府推动，行业实施，专家参与”为方针。根据中国的国情，快速发展云计算需要国家意志，但政府无法自行决定最有效的方向和技术。仅仅召集专家们来决策和选题也是不够，甚至是危险的。

周松年建议，政府在最具战略意义的行业中支持具体的云计算项目，以企业为支柱来实施，有计划地让专家参与。政府可注入试验、启动资金，但必须有企业以商机为动力积极参与，并将项目的成果引入生产，从实践中探索成功之路，试点成功后再推而广之。

“云计算的关键在于实践和经济效益，而非技术或理论。”周松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