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不仅在发生当时会对民众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巨大冲击，而且在其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会持续影响人们后继的风险决策，从而对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通过调研郴州雪灾、阜阳手足口病疫情和汶川地震等灾害事件，笔者发现灾后民众在风险决策方面表现出了一系列变化特征。

通过分析美国交通部关于“9·11”事件后3个月的数据，德国马普学会人类发展研究所心理学家Gigerenzer发现，美国人为避免乘飞机遭受袭击而改乘汽车，反而使得路面交通事故增加。因此，他认为灾后人们的决策会变得更加非理性。意大利心理学家Sacco等基于“9·11”事件的研究指出，灾后人们更倾向于风险规避，即面对风险时人们会变得更加保守。

然而，郴州雪灾和汶川地震之后搜集的数据表明，在面临“损失”时，人们的确更倾向于风险规避，但在面临“获得”时，却更倾向于风险寻求。这一结果并不支持Sacco等人的研究结论。灾后人们的风险态度不能简单地描述为更倾向于风险寻求或风险规避。更合理的描述应该是，灾后人们会表现出更易高估小概率这一稳定倾向。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ahneman和美国行为科学家Tversky的观点，高估小概率可以用来解释人们购买彩票和保险的行为。笔者的研究也发现，地震后人们对于彩票和保险的购买意愿的确增强了。仔细分析后发现，Sacco等人题目中所用的变量参数与Kahneman和Tversky所用的参数虽然在“货币价值”上相等，但在“数值”上并不相等，而数值的大小变化本身则会引起人们在风险态度上的变化。李纾的风险态度“四折”模型指出，对于小的确定物（Sure Thing，ST），人们在面临“获得”时倾向于风险寻求，面临“损失”时倾向于风险规避；但对于大的ST，人们则表现出面临“获得”时倾向于风险规避，面临“损失”时倾向于风险寻求。由此可以看出，Sacco 等人与Kahneman 和Tversky研究中风险态度的差异，很可能是由ST的变化造成的，而不能简单归因于“9·11”这一灾难事件的影响。

在判断与决策过程中，人们经常会表现得 “过分自信”，即认为自己正确判断的概率高于实际的概率值。这种偏差普遍存在于判断与决策领域，也是该领域“最为重要而普遍”的研究问题。

　　郴州雪灾、阜阳手足口病疫情和汶川地震之后，通过对灾区和非灾区居民进行调研，项目组发现灾难事件后灾区居民在“同伴比较”上的过分自信水平显著低于非灾区居民。汶川地震后1.5个月、4个月和12个月在四川灾区的调研表明，灾区居民的过分自信水平随时间的流逝而与非灾区居民无异。这表明，小概率高风险事件的发生会使人们的过分自信水平降低，这就为心理学研究领域的“理性”争论提供了新的证据，也表明重大的社会事件或自然灾害或许会起到某种“纠正过分自信偏差”的作用。

行为决策中，人们经常要对发生在未来某一时间的结果作出判断或选择。这种“结果发生在不同时间点上的选择”被称为跨期选择。时间折扣，是指人们会将未来获益或损失的价值打一个折扣，未来的权重低于目前的权重。

项目组在地震前半年和地震后哀悼日以北京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室研究显示，地震之后人们更倾向于要“现在的获得”，更倾向于承受“以后的损失”。这表明，突发公共事件后人们的时间折扣效应更强。

此外，项目组对时间折扣中获益与受损条件下的神经机制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获益和损失完全对等的实验设计，研究者首次发现外侧额叶和后顶叶区域在折扣未来获益和损失时都有激活，但在折扣未来损失时激活更强，表明人类的大脑对未来损失比对未来获得更加敏感。

项目组在汶川地震1个月后的调查中发现，随着灾情严重程度的增加，居民对健康和安全的担忧程度反而降低，且非灾区居民的担忧程度高于灾区居民。项目组假“台风眼”这一气象名词，形象地将其研究发现冠名为“心理台风眼”效应，即越接近高风险地点，心理越平静。

在汶川地震发生4个月和11个月后，项目组又对灾区（四川、甘肃）的4178名居民和非灾区（北京、福建）的1038名居民进行了两次跟踪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初次研究的结论。跟踪研究发现，随着居民主观判断所在地灾情严重程度的增加（从非受灾、轻度受灾、中度受灾到重度受灾），其估计灾区对医生的需求量、对心理学工作者的需求量、发生大规模传染病的可能性，以及需要采取避震措施的次数均随之减少。这表明，“心理台风眼”效应在汶川地震1年后仍然强劲。

此外，项目组成员还发现了两个“关系”版的“心理台风眼”效应：与财产遭受损失的受灾人亲缘关系越接近，居民对健康和安全的担忧程度反而越低；与生命健康遭受伤害的受灾人亲缘关系越接近，居民对健康和安全的担忧程度反而越低。所有这些“心理台风眼”效应均表明，与人们的直觉推断不同，居民对健康和安全的担忧程度并不随着受灾程度的增加而增加。毫无疑问，重灾区居民遭受的损失最严重，但是他们对灾难的抵抗力似乎也是最强的。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里氏9.0级大地震，随即引发了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件。面对核辐射的潜在威胁，日本国内秩序相对井然，与其隔海相望的中国却出现抢盐风潮，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德国甚至宣布放弃核能。众多媒体在评论此事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心理台风眼”效应来解释该现象。

生物有机体的利他行为是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难以解释的现象之一。“合作行为是如何产生并发展的”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众多研究者。项目组成员认为，在面对大自然的威胁时，一个独立的个体是弱小且无助的，而个体间的互相帮助、合作则大大增加了个体生存的概率。从进化的角度看，这种对弱势情境的适应性反应很可能会遗传给后代。据此，项目组开展了两个与地域有关的研究。

第一个是实验室研究，选取某幼儿园中班儿童为参与者。研究者推测，在他人地盘所作的合作决策应不同于在自己地盘所作的合作决策，儿童感知到自己在领地、资源上的劣势时，会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结果发现，在两个博弈游戏（独裁者游戏和最后通牒游戏）中，“地头蛇”（处于自己教室的学童）都表现出更强势的竞争行为；而处于他人教室的来访者则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同时，“独裁者”（掌握分配决定权的学童）也表现出更强势的竞争行为；而在游戏中没有掌握分配决定权的学童则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如图1）。

第二个是现场研究。2008年的汶川地震无疑给灾区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损失，这就使得地震灾区人民处于明显弱势。在汶川地震发生1个月（2008年6—7月）、4个月（2008年9—10月）和11个月（2009年4—5月）后，研究者分三次调查了灾区（四川、甘肃）和非灾区（河北、北京、福建）近8500名居民的亲社会行为水平。调查结果显示，随着居住地灾情严重程度的增加（从非受灾、轻度受灾、中度受灾到重度受灾），居民的亲社会行为水平也随之增加（如图2）。这表明，弱势程度越高，人们的亲社会行为水平越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由地震造成的弱势逐渐减缓，居民的亲社会行为水平也随之降低。

将唐山地区居民的数据与其他非灾区居民的数据作对比，研究者发现唐山地区居民比其他非灾区居民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亲社会行为。这一发现也与现实生活中的报道相符。据报道，汶川地震最大的一笔私人捐款来自唐山地震中的一个孤儿，而唐山也是全中国为汶川地震捐款最多的城市。这表明，大地震所产生的弱势效应可以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2008年，中国突发了郴州雪灾、阜阳手足口病疫情、汶川地震等一系列灾害事件，研究人员在项目执行期间借此增加了对受灾民众风险决策的现场研究，以使人们对灾后决策有更好的理解，并为政府和各级管理部门的灾后管理和干预提供心理科学方面的参考。

（作者单位：澳门赌场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