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杰认为，我国目前正面临从投资拉动向人才拉动、从招商引资向招才引智、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历史性转变。国内虽然已有一批学业有成的高端科技人才，但总体数量少，且在学术眼界、研究水平和职业操守等方面普遍与国外高端人才存在差距。

以自己所从事的计算机领域为例，李国杰说，目前我国计算机技术和相关人才在国际上处于第二方阵前沿，即发展中国家前沿，尚未进入第一方阵。在计算机领域，我国长期以来都在做跟踪模仿研究，真正做与国际水平接近的科研工作还不到十年，技术积累远不如国外。至今为止，计算机领域有较大影响的新学科方向几乎没有一个是国内学者开辟的。

国际范围的计算机协会（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ACM）为表彰全世界计算机领域有杰出贡献的学者，授予他们ACM Fellows （ACM会士，也译成ACM院士）的称号，全世界目前共有500多位ACM会士，其中中国大陆出生的学者14人，但至今尚无一人全职回国工作；除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两名负责人外，在大陆工作的学者至今还没有一人入围。

大量人才依然在海外。据教育部统计，目前中国有20多万留学人员就职于国际知名企业、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取得副教授或相当职务以上的高层次人才约有1.5万人。他们大多在35~50岁之间，正处于创新创业黄金时期。

李国杰认为，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现在是我国实施人才开放流动政策的收获期。因此，我国应把海内外的科技人员当做可利用的人力资源，通盘考虑，调动国内国外人才两方面的积极性，制定更加积极更有远见的人才引进和国内人才培养计划，真正把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人才身上，实现科技兴国、人才强国的理想。

引进高端人才不能搞“钓鱼工程”

针对目前我国采取的本人填表求职申请的做法，李国杰认为，这并不适合引进真正一流的人才：“计算机领域真正一流的人才需要‘请’回来，而不是让他们与别人竞争自己争取回来，各用人单位需要用真诚的邀请打动他们。”

他认为，一流人才最需要的是“用武之地”，即给他们提供足够发挥才智的舞台，比如担任重大项目的领头人等。回国当一个普通教授对一流人才没有多大的吸引力。用人单位和政府部门需要先深入了解被引进者有多大本事，一旦决定引进就要冒风险委以重任，要勇于一次性承诺给予大的支持，不要搞先试用再逐步加大支持力度的“钓鱼工程”。

当然，也要正确看待国内科研环境，正确看待归国人才，既要避免“武大郎开店”和“白衣秀士”作风，又要防止目中无人否定国内的一切。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关键是要改良‘土壤’。引进高端人才的目的不只是加强研究实力，更需要他们与国内科技人员共同努力改善科研和人才培养的环境。”李国杰在许多场合都对青年科技人员表达过他对老一辈科学家的敬重，“新中国成立初期从海外回来的科学家，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创造了令世界震惊的辉煌成果。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创业的精神值得继承。”

针对目前社会上对科研管理体制机制的批评，李国杰认为，光批评是不管用的，关键是要找到可行的改革之路。简单照搬国外的做法不一定行得通，要防止把好经念歪了，“环境的形成受几千年文化的影响，可能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才能有根本性的改变。但‘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等待环境好转是没有用的，总是需要人勤打扫。”

据了解，目前国内的科研院所已经在进行一系列人才评定的改进和尝试。比如，澳门赌场数学、物理、生命等研究所采用外国专家评审；澳门赌场国际合作局把对人才评分标准从5分制改为7分制（加小项分数），避免中国评委采取“中庸”策略普遍打4分的现象。

海外人才归国不能光从个人角度衡量得失

另外，对于人才引进的目的，李国杰强调要从实际出发，不要为单位名声“引进”人才。引进人才要达到什么目的事先一定要想明白，承诺的优惠条件一定要说到做到，不盲目行动，不搞形式化。

需要引进的人才必须经过深入接触和了解，要聘请国际一流专家做评委，成立令社会信服的专家委员会来评审引进人才。不但要公开申报人的信息，同时也要公布专家委员会名单，要经得起社会和历史的检验。

同时，李国杰认为，国内外人才应同台竞争。原则上一个单位内国内外人才应采用相同的业绩考核标准，国内现有科研人员和准备从国外引进的人才可以竞争同一个岗位。“不过，从长远来看，一定要建立我国自主培养人才的体系。没有自主培养人才的体系，长期依靠人才引进，不可能在世界上成为强国。”

另外，他提醒那些准备回国的海外人才，不能光从个人角度衡量“得”与“失”。如果只从工资高低等待遇来衡量，中国在吸引海外人才上可能比不过新加坡等，缺乏竞争力。作为中国人，回国值与不值，不是“计算”出来的。

同时，国内工作的科技人员也应该有充分的自信心。如果说20年前从国外“镀金”回来会得到高于自身能力的“溢价”，现在多数单位已经不再对留学人员另眼相看，用人还是看真本事。引进人才不会使本土人才失去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