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哲人说过：“我们往前看得越远，我们就往后看得越远。”历史的写作，从来就不是仅仅归于过往，对过往的叙述与评价，从某种意义上对我们未来的行动，提供了价值参照和导向的“范本”。

北京大学教授刘华杰，倾心博物学多年后，提出要编写“博物学纲领的科学史”。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清华大学教授刘兵，不久前与刘华杰一起进行了一场如何确定编史立场——编史纲领的探讨，在三位学者看来，纲领的确定，将对重新梳理过去，塑造未来，具有重要意义。三位学者提出的这个新的编史纲领被表述为：以人类生态环境和可持续生存为基本价值，关注在传统科学史中被忽视的博物学理念，中兴博物学，重写科学史。

对主流科学史的反思

《中国科学报》：几位如此看重编史纲领，应该是对目前的科学史有一定反思。请几位先谈谈对目前科学史的看法。

江晓原：目前的主流科学史有着非常严重的“辉格史学”倾向。导致现在的科学史通常总是“曲折的历程被消灭殆尽，凡是不符合当代科学的内容也一律删除”。

国内科学史界一位前辈李志超教授曾有评价说：“科学史都是处理善而有成之事的。”那些“恶而无成”的事情，尽管在科学史上有过许许多多，但都被过滤掉了。

刘华杰：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建制化过程不算太长，但也不算太短。在近一百多年里，一些先驱者为争取这门学科的独立化发展作出了许多努力，精神可嘉，收获很大。

科学是一种特殊的智力活动，科学史似乎就要专门反映智力的进化。从19世纪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通史、专门学科史著作诞生。在这些著作中，科学的认知部分往往得到特别的强调，并且有“目的论”的倾向，看这些书，科学似乎独立于社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智力上的突破，越来越接近所谓的“终极真理”。

理工科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其教科书通常就是用这类辉格史观编写的高度压缩的智力史，其中曲折的历程被消灭殆尽，凡是不符合当代科学的内容也一律删除。想通过这样的科学史了解科学的真正发生过程，进而体会什么是科学，恐怕有相当的局限性。

刘兵：博物学的研究纲领主要还是围绕着在以往科学史的研究中被忽视了的博物学的内容而出现、而发展的，同时这种纲领也会具有拓展到其他科学史研究对象的可能性。

主流科学和传统的科学史中，一些历史上存在过的探索，被忽视了。这种忽视的代价，正如美国女科技史学家白馥兰，在对属于较强辉格倾向的李约瑟的科学史研究方式的反思中指出的，其代价是使其脱离了他们的文化和历史语境。这种对“发现”和“创新”的强调，是以一种很可能会歪曲对这个时期的技能和知识的更广泛语境的理解方式来进行。它把注意力从其他一些现在看来似乎是没有出路的、非理性的、不那么有效的或在智力上不那么激动人心的要素中引开，而这些东西在当时却可能是更为重要、传播更广或有影响力的。

被忽视与被遮蔽的

《中国科学报》：具体是什么内容被科学史忽视了呢？

江晓原：我最近刚刚毕业的一位博士研究生穆蕴秋，作了题为《科学与幻想：天文学历史上的地外文明探索研究》的博士毕业论文，提供了另外一种科学史上的图景。

穆蕴秋以地外文明探索为个案，收集分析了许许多多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史料。这些史料表明，在天文学发展史上，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们，曾经在极其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过许许多多在今天看来完全荒唐无稽的论述。科学家们曾经走过多少弯路、遭遇或制造过多少骗局——而所有这些奇情异想、大胆猜测、探索过程、弯路骗局，后来统统都被从“科学的历程”中清除得干干净净！

刘华杰：江老师讲了一个天文学中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在牛顿、笛卡尔身上也出现过。实际上，已经有一些新版本的牛顿传记，在用类似博物的眼光来书写了。用博物学的眼光来写关于牛顿的科学史、来写牛顿传，会有什么不同呢？牛顿作过的“研究”非常多，其中有许多是现代科学不认可的，但牛顿本人是认真的，认为那些研究也很重要。这些研究在以往的牛顿传记中被隐去了，而以博物学的史观来写，都会被涉及。

《中国科学报》：您为什么首先选中了博物学呢？

刘华杰：我原来是一位坚定的科学主义者，也十分相信数理科学，大学毕业后我也长期关注数理科学的哲学问题。但后来读的书多了，考虑的问题多了，就产生了一个疑问：现代科技的异化发展、人类对智力的无限追求，对人类文明的持久存续究竟有多少正面价值？与人们的幸福生活又有多大关系呢？如此思考下去，发现以前接受的教育、流行的观念，存在一系列问题。然而，又想象不出有更好的办法扭转目前的发展趋势。这时，我想到了自然科学历史发展中固有的一个传统：博物学传统。或许这个没有太大“力量”的传统，经过改造后加以恢复，反而能够拯救科学的未来和人类的未来？

博物学家（naturalist）和科学家（scientist）两个词，前者至少在17世纪就已经出现了，而后者到19世纪才出现。从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认识世界而言，“博物学家”这一行当比“科学家”这一职业出现早了几百年。

博物学绝对不是西方独有的学问。你可以说哪里没有科学家，但很难说哪里没有博物学家。实际上，世界上每个民族的历史中，都有自己世代相传的博物学，那时人们是靠博物学而生存的。

我所主张的博物学视角，并非要简单地反对科学，也不是要简单地促进科学，更不是毁坏、搅乱主流科学史学科，我仅仅是希望科学史回归文化史。

科学史，只是人类文化史的一部分。我认为当今的科学史要从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文化史学中借鉴思想、研究方法。博物学编史进路，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新的编史立场和视角

《中国科学报》：纲领是一个很大的词，几位试图用这个词，承载什么样的史学观呢？

江晓原：作为一名科学史研究者，试图为自己研究的领域提出一个新纲领，或者说，为自己的研究领域指明一个新进路，确实是相当罕见的。绝大部分研究者，通常都不会思考这类问题，而是习惯于在已有的纲领之下，或者说在已有的进路上跟着大家走而已。

在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中，“纲领”之类的措辞都是所谓的“大词”，它们通常被认为是只有“大人物”才可以谈论的事情。其实在西方的论著中，“纲领”这个词并没有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么“大”。科学史研究有多种编史进路——但我还是更喜欢用“纲领”一词。

刘兵：其实，无论是用进路，还是用纲领，都不是最核心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提出和明确一种新的编史立场和视角，包括对所写的历史内容的选择、理论的支撑、分析的工具，甚至于叙事的方式，如此等等。

刘华杰提出的博物学研究纲领，主要还是围绕着在以往科学史的研究中被忽视了的博物学的内容而出现、发展的，然而这样的研究立场和视角，也具有拓展到其他科学史研究对象的可能性。

《中国科学报》：“客观性”是史学的通用立场，用“客观”的立场，还不够吗？

江晓原：作为曾经的主流纲领，“客观性”在科学史研究中实际上不可能真正做到。 “客观”的东西有无穷无尽，我们依靠什么来选择呢？

而类似“博物学纲领”恰恰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途径，也可以消解“辉格史观”中有选择的“片面客观”，为新的建构提供某种理论支持。

我们可以这样类比：整体的博物学不会只处理“善而有成”的对象，比如只关心可以食用的植物而不关心有毒的植物。事实上如果没有人曾经关注研究过，就无法知道哪些植物可食用而哪些植物有毒。

刘华杰：科学史处理“善而有成”之事，字面上并没有毛病，也是一种客观。但关键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有成”？标准是什么？博物学编史纲领也不反对考虑“善而有成”，只是标准不同。

人们有理由选择不同的纲领，不同纲领的优劣主要看它们在自身的框架下是否能自圆其说，以及更重要的，能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在其指导下是否能够得到丰富的结果。

我们似乎都不认为，原来以数理为导向的科学史写作搞错了。我们认为他们做了很重要、很好的工作。但是那样做是不够的，与那样做不同，或者在那样做之后，还可以发掘别的做法，让科学史研究走向新的境界。这不但对科学史学科有好处，也有利于探讨未来人类文明的形式。

更丰富多样的可能性

《中国科学报》：刚才刘华杰说“得到丰厚的结果”。那么在指导未来的意义上，目前的史学研究获得怎样的结果，才算“更为丰厚”？

江晓原：在描述科学发展历程时，既要处理“善而有成”的，也要处理“恶而无成”的。而且某种科学技术的“善”还是“恶”，我们能够作出的判断也会随着时间而改变。随着当代科学的发展，人们的“善”“恶”判断，也不总是一成不变，例如，在杀虫剂刚刚问世时，很多人对它单纯地判断为“善”，但在《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后，这个判断就变得复杂起来。

刘华杰：目前，人类社会经历了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正在向生态文明行进。我在博物学纲领的原则的第二条中提出：“突出博物理念、博物情怀，清晰地叙述编史过程的价值关怀，比如要充分考虑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持久共生，同情非人类中心论等。”

这一原则就是要试图从生态文明来考虑问题，人类的一切知识成就最终要从人与自然可持续生存的角度来衡量，要尽可能跳出家族、小集团、民族国家等行为主体小范围的短期利益考量。这将不同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的思路。

从农业文明的角度看，工业社会的许多发明创造并不那么“必须”和“有用”；而从生态文明的角度看，工业社会的许多科技不一定都是好东西。目前已经有很多人反思，工业文明的道路到底能走多远？北京师范大学田松副教授已经在深入地思考这类问题。

现有的科技创新、科技进步思路还将延续，但这种“进步”只能越来越加强行为主体间竞争，使社会处于日新月异的“升级”变化之中。过去我们只发现、赞美其好的方面，而忽略它由此带来的问题。而科学史中的博物学传统，可以把人们的兴趣引导到其他方面，既保证了智力追求，恶劣影响又是可控制的。

从对未来的影响上看，博物学教育有助于把孩子培养成为健康人、适应大自然的人。这个好处是被公认的。

良好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为个人寻找到适合自己兴趣的发展空间，而不是鼓励大家挤在少数狭窄的道路上恶性竞争，博物学将为满足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实现多样化的个人理想提供广阔的选项。

不久前，我碰到了科学史学界的一位老前辈，和他说起了我的想法，先生很宽容，鼓励我不妨试试。

刘兵：以这种方式重写的科学史，并非只需要一部，而是彼此有差异的许多部，不同编史纲领之间恐怕不好严格地说“优劣”，它们只是在人类有限的科学史研究实践中，面对不可能实现的、对科学史的“客观性”追求，以更多的方式，来展示科学史更丰富、更多的可能性，也可以给未来提供更丰富、多元的行动参照。

江晓原：史学的写作，关照的不仅仅是历史，史学的建构方式，是一种价值体系的构建，同时关照着现实与未来。我认为，提出新的史学纲领，特别是科学史方面的纲领，一个重要的现实意义是重新检验科学的过往，修正科学发展的未来。

其实这种对未来可以产生重要影响的新史学纲领，应该不仅仅限于博物学一种。前几年间，我曾研究过东西方文化在科学上的冲突与角力。以往的科学史是西方中心的视角撰写的，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史学观”。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特别是东方的崛起，这种史学观所表达的价值和判断，在某种意义上阻挡了东方的发展，贬低或忽视了东方特有的文化传统。

“博物学纲领”以人类生态环境和可持续生存为基本价值，重写科学史。其实站在当今发展的角度上，面对人类文明的过往与未来，还可以有很多科学史进路，比如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史学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