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非常关心我国科研体制问题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发现了一个在科研合作过程中的奇怪现象——有些归国华裔学者表示，在国外时与国内合作很方便，但是回国之后，合作反而变难了。

“这和目前国内需要合作的科研项目过分强调排名有关，其背后有制度和环境的因素。”

她对《中国科学报》记者呼吁，科研项目各参与者的价值和作用都要得到相应尊重，避免内耗。

制度和环境因素

如果以“科研项目，第一单位”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会发现不少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在宣传中强调自己在某些项目中的“第一”。

在闻玉梅看来，排名先后的本意，也许是在于体现不同个人和单位在某项目中的贡献大小，但目前国内对此有些过分强调，甚至已经影响到合作的顺利开展。

“一个项目的成功，常常是三四个单位通力合作的结果，它们实际上都起了作用，如果非要分出排名先后，那排在后面的单位很可能就不那么卖力了。”闻玉梅担忧。

她认为，科研过分强调排名背后的利益诉求，是由于制度和环境因素造成的。尽管我国近些年对科研的投入不断加大，但仍难以满足科研机构的需要，对资金和奖励的竞争依然非常激烈。

能够成为首席科学家、第一作者，对科研人员获得相关资金支持和奖励，是分量不小的砝码。“第一单位”这一光环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也使科研机构趋之若鹜。

激烈的竞争强化了对“第一”的过分追求。这也是海外归国学者感到合作变难的重要原因。

国外先进经验或可借鉴

就此问题，闻玉梅介绍了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

各单位间的合作基础是“优势互补”，即各单位围绕一个科学或技术问题，发挥各自的特长作出贡献，以求通过协作解决问题。因此互相之间不存在“争第一”的需要。

合作课题的通讯（责任）作者需对全部工作进行规划与协调，在撰写论文时负全部责任。如论文中出现造假，则通讯作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外，国外没有由部门颁发的奖项，更不会设一、二、三等奖。专业学会或学术团体颁发的各种奖项并不多，并仅以鼓励或表彰意义为主，因此各具体学校或研究机构也不以此作为单位的荣誉。

只有诺贝尔奖除外，单位往往以拥有多少诺贝尔奖得主而自豪。即便如此，诺贝尔奖得主间也从未分第一或第二排序。

虽然国外有一些机构（多为媒体）对高校或研究所也有排序，但高校或研究所的名望，并不限于获奖或发表论文排序的先后。对科学家的评价主要是看其在所从事的领域中是否有系统性、创新性的贡献，对单位的评价主要是看其培养的人才对科学及社会发展的贡献，而并非局限于一文或一事。

闻玉梅说：“长期、综合性地评价人或单位不仅更为合理，而且对促进科研合作及科学事业的发展更为有利。”

科学家应具备更好的合作能力

至于首席科学家，闻玉梅的认识是，所谓“首席”，应该是organizer （组织者），而不是leader（领导者）。

“我反对首席。不能说因为现在我是首席，你们都应该听我的。”闻玉梅进一步解释，“项目当然要有负责人，我觉得科学家除了自己的科研能力，还得有组织研究者共同科研的能力，这样才算是一个好的科学家。假如一个科学家只知道自己做科研，排斥别人，或者担心别人抢第一的位置，这不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家。”

闻玉梅呼吁，科研项目各个参与者的价值和作用都要得到相应的尊重，以避免合作中所产生的内耗。

闻玉梅建议，科研制度和体制应该就此问题给予积极正确的引导，否则科研合作精神很难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