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研项目投入虽然很大，但却唯独少了科普经费。目前科学家从事科普只是尽义务，很难申请到经费。科普教育还要依赖大科学家。当年华罗庚做讲座，全国有百万人在听，我做讲座就只有几十个人，这就是差距。

——澳门赌场院士林群

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仅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

公众科学素养不高的问题，已经在社会上引发多次讨论。有人将这一原因归咎为应试教育体制问题，有人认为原因是人们普遍忽视科学的重要性。但澳门赌场院士、澳门赌场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林群，在近日接受中国青年报(微博)记者专访时指出，“当前公众对科学热情不高，不怪公众，都是我们科学家自己造成的。”

作为数学家，林群院士从事科普教育近20年了。他做过微积分连环画，出过微积分读物，有过多次微积分普及讲座，开过微积分博客，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微积分爷爷”。但他也有着深深的无奈，“每次我都满腔热情地去(做讲座)，被泼冷水地回。”

中国青年报：您在上世纪90年代曾出过一本《画中漫游微积分——著名科学家谈微积分》，您怎么会想到要采用连环画的形式做科普？

林群：做科普时，我主张一定要把专业性知识降到最少。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曾说，真正的科学应该是“用看不用想”。我认为看图是最容易的切入形式，就像放电影，一张张胶片过去，就是一个个完整的故事，能让人们达到 “用看不用想”的效果。

中国青年报：您还记得自己画的第一幅作品吗？

林群：记忆犹新啊。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我随团旅游参观一棵古树时，导游说，它年年都在长高，但是树高怎么测量呢？有人说把树砍倒了再量，有人说爬到树上再量。我学过初中三角，立刻想到了可由斜率求树高，而不必砍树或爬树。这不就是微积分的基本公式吗？回屋之后，我立刻将这个故事写下来，并配上图画，后来还发表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上，有好几本教科书用了这幅画。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主任说，他通过这幅画看清了微积分的本质。从那以后，我就越发中意用这种方式来传授数学知识。

中国青年报：您还出版了《微积分快餐》、《微积分减肥快跑》等科普书籍，开设了“微积分博客”，并且到全国各大高校进行讲座。对于科普教育内容，大家的反应如何？

林群：反应很差，多数学生坐在后排，戴耳机或敲计算机，老师在前排也是应付应付，只有极少数真心地听进去。所以每次我都是满腔热情地去，被泼冷水地回。

我总结了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我从事的是数学科普教育。数学太难了，并且公式很多。英国物理学家霍金曾说：“有人告诉我，我在书中的每一个方程都会使这本书的销量减半，为此我决定一个方程也不用。然而，最后我确实用了一个方程，即爱因斯坦著名的方程E=mc2。希望这个方程不会吓跑一半我的潜在读者。”我也发现，我的博客中，如果是讲数学故事的文章，访问量很快上到几千。而一旦涉及数学公式，访问量一天只有几个。

其次，与许多人过于功利化的心态有关。我去做讲座时，有很多数学系的学生去听。但他们只喜欢听我讲最新研究成果以及未来的可发展方向，这样就可以踩着别人的肩膀继续做研究，能有更多学术成果。跟他们研究与论文无关的内容，他们都不在意。

中国青年报：您觉得当下公众对于科学热情不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林群：现在很多公众对科学热情不高，不怪公众，都是我们科学家自己造成的。一方面，科学家们在心态上存在问题，有着长久以来的偏见与误解，导致现在致力于科普教育的科学家并不多，或者不敢去做，怕受嘲笑。很多人认为科普是不务正业、不学无术，没有创新性，是科研搞不下去了才去搞科普。甚至有人说“如果你继续搞科普，还有谁敢请你做讲座呢？”

还有很多人认为，科学家跟媒体记者沟通就是爱出风头，瞧不起跟大众接触的科学家。很多科学家都说，如果遇到记者打电话过来，就应该拒绝。他们认为记者就是胡来，科学家一定不能跟着瞎起哄。就这样，科学家把自己关在高高的阁楼里，很难与社会大众接触。

有些科学家还有一种很严重的心态：总觉得给大众讲授没什么意思，只愿与同水平科学家对话。好像全世界只有几个人知道，才更体现出我们了不起。

另一方面，一些科学家不懂得如何与公众沟通。交流传授的过程中，许多科学家有意无意地只用专业、枯燥的术语与公式，不善于把复杂深奥的科学问题通俗化、简单化，无法吸引广大群众，更别说让公众理解掌握了。慢慢的，公众对于科学的热情也就减少了。

中国青年报：很多人说现在从事科普教育的科学家不多，您怎么看待？

林群：我觉得，科普教育本应是科学家的天职，我们归根到底是需要将知识传给下一代的。

有些国家，有一种吸引科学家与大众双向交流的机制。科学家为了使社会了解自己正在研究的课题，会主动向公众宣传。为读者写科普文章，在一些科学家中成为惯例。科学家们都觉得有义务向公众介绍自己的科研成果，因此也产生了很多世界级科普名著，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的进化》、法拉第的《蜡烛的故事》、别莱利曼的《趣味物理学》等。这些书在国外几乎家喻户晓，影响着几代人的成长。

在我国，科学家们从事科普教育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例如，张里千的《正交法与应用数学》、华罗庚的《统筹方法》、吴文俊的《几何问题的力学证明》、张景中主编的《好玩的数学》、李大潜的《从欧拉的数学直觉谈起》、袁亚湘的《瞎子爬山法》等，都是很优秀的科普作品或演讲。而被评为中国好书之一的《十万个为什么》，也凝聚着中国老一代科学家的辛勤汗水及对科普事业的关爱。

谈到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数学圈子里做得最好的就是华罗庚先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华罗庚在报纸上写了很多数学普及的文章。他还曾到全国各地给几百万人做“两法”演讲——优选法和统筹法。有一次，我搭乘出租车。当司机得知我研究数学，立刻脱口而出：“哦，0.618。”这正是优选法里普及的黄金分割。短短一句话让我非常惊讶，也为“两法”的影响之深远而震撼。一个人能将数学的财富让这么多人分享，是十分了不起的。这也正是科普教育的魅力所在。

中国青年报：我们应该如何鼓励更多科学家参与科普呢？

林群：首先，是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中国的科研评价机制还不完善，仅仅以科研成果衡量科研成绩。而那些花了精力做科普的科学家的工作，无法量化评价，这就很难调动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的积极性。

以我为例，我虽然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关注科普教育，并对其产生浓厚兴趣，但为了职称，我也只能到1993年评上院士之后，才能做这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其次，是缺乏投入机制。我国的科研项目投入虽然很大，预算细到每一项具体工作上，但却唯独少了科普经费。目前科学家从事科普只是尽义务，很难申请到经费。

第三，现在很多年轻科学家没时间留给自己去思考。要到国内外各地到处跑，去听报告、参加会议。但科普工作恰恰需要静下心来思考与回顾。

中国青年报：您觉得下一步我国的科普工作该如何发展？

林群：恕我直言，科普教育首先必须由科学家来完成。一般人做科普有困难，他们很难让真理露出海面来，也很难把原创性的东西告诉大众。科学家作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者，有责任有义务承担起科普的重任。科普对科学家本人也有益，它能使科学家更好地消化和理解自身的专业。

不仅如此，科普教育还要依赖大科学家。当年华罗庚做讲座，全国有百万人在听，我做讲座就只有几十个人，这就是差距。同时，大科学家对于问题理解最透，也才有可能以最浅显易懂的方式传授给公众。这方面我也做不到。

中国青年报：通过近二十年的科普教育，您有怎样的心得？

林群：几年前，我把自己的一份科普演讲稿提前发给了北京四中、北京五中等学校200多个中学生。有一名中学生写信告诉我说，我写的东西他们看不懂，但他愿意帮我修改。后来，我索性把这个中学生请进了那次科普队伍。很多时候我不讲，而是让他替我讲，这样更有利于同龄人的理解吸收，效果更好。

我的梦想是，希望有一天我的科普教育能由动漫来实现，数学要能通过小说来传授。一位新当选的院士表示要写一本数学领域的《三国演义》，我很支持，但现在还实现不了。我真心希望全社会能多关注我们，与我们合作。

我花了20年总算完成了一门“微积分”。我打算再花20年，进行下一门类整理，那时候我也就100岁了。这项事业，靠我一个人是万万不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