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他认为两地区对转基因技术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以及不同的管理模式。

朱祯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其中的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欧洲主导的研发，却被美国主导应用

上世纪70年代，科学家将人的生长激素释放抑制因子短肽在细菌中进行表达，获得了DNA重组技术的首次成功。

“在一加仑发酵液提取的激素，相当于从10万只羊的脑下垂体中提取的量。”朱祯介绍说，“由此研发的药物，在当时治疗巨人症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后，胰岛素、干扰素等药品也通过基因工程取得成功。

与此同时，科学家也一直在努力尝试通过DNA重组技术改变植物的遗传特性，关键技术是如何把外源基因导入到受体植物中去，这项研究大约持续了10年左右，终于在1983年被比利时、德国等欧洲国家的科学家突破。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根癌农杆菌Ti质粒。”朱祯说，“此项突破标志着转基因技术最大的难关被攻克。”

获得第一例转基因植物后，经过13年的发展，转基因技术在1996年开始大规模应用，当时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160万公顷。此后持续快速增长，2011年达到1.6亿公顷，大约占全世界耕地面积的10%，因此转基因技术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应用最为迅速的重大发明。

朱祯介绍，目前推广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有大豆、玉米、油菜、棉花等，主要基因有抗虫和抗除草剂两种。有的产品具备其中一种抗性，也有的兼两种抗性于一身。

然而，从转基因技术应用初期开始，美国便发展迅速，后来居上，一跃成为转基因产品开发的主导。

“全世界大约90%以上的转基因产品均由美国开发，美国本土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也是世界之首。”他说。

管理：提高决策层次是关键

上世纪90年代初，朱祯听到这样一个消息：美国副总统戈尔直接发布命令，由植物来源的基因再转入植物，无需通过食品和药品管理总局检验。这使他十分诧异：“这个消息为什么会由副总统直接宣布？”

后来他搞清了状况，很是感慨：“应该说，美国在发展转基因产业的管理方面颇有独到之处。”

据了解，美国政府在总体协调发展转基因作物的政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指定了三个管理部门，包括农业部、环保局和食品药品管理总局。三部门听命于白宫下设的办公室，由副总统直接负责。

无独有偶，另一个转基因技术发展异常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巴西，甚至由总统直接负责。

而欧洲国家则不同，其转基因技术由农业部管理。

“两种管理模式有显著区别。”朱祯说，单纯由农业部进行管理，从结构设计上并不恰当，有自说自话之嫌，群众难以信服。而美国的环保局、食品药品管理总局均被认为是相对中立的机构，容易被民众接受。

此外，由副总统直接管理，层次很高。他表示，提高决策的层次和水平，这更是转基因技术协调管理的关键。

“转基因虽然是门技术，但研发的产品与受众者的接触面非常大。不仅限于产品的研发、销售和质量保障问题，而涉及到社会多个方面，包括消费者利益、知情权、安全性，以及国际贸易、环保等，甚至涉及伦理和宗教等问题。”他说，“这么多问题，由高层次的管理系统来协调，有利于促进各部门开展工作。”

据介绍，国内转基因产业也是由农业部监管。朱祯认为，目前的管理模式缺乏最高决策层的权威。“国内涉及转基因的部门包括科技部、环保部、进出口检验检疫局、教育部、澳门赌场，以及外贸系统和粮食部门等。这么多部门，利益如何平衡？”他打趣道，“让炮兵解决整个战役，这不现实。统一指挥，多兵种联合作战更有效。所以我觉得我国也需要高层次的协调机制，美国和巴西的模式值得借鉴。”

态度：消极抵触或为维护利益

1998年，英国科学家阿派特·普兹泰向媒体宣称，用转基因土豆喂养小白鼠110天后，实验鼠的体型、肝脏、心脏甚至脑部均小于正常老鼠，免疫系统被损坏。

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来广泛争论。

“伴随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有关争论逐渐复杂化。一些民众也对转基因技术失去了信任。”朱祯介绍。

他认为，欧洲国家对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做了过度的解读，这种态度颇有耐人寻味之处。

“欧洲国家的粮食原本富余，在此前提下，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如此对待转基因产品，有自身的道理。”他说，“欧美之间的农产品贸易一直在进行，这种对转基因技术的质疑，也成为欧洲建造农产品贸易壁垒的有效工具。”

相比而言，美国政府将转基因技术应用视为农业国际竞争的核心，在其问世后立即出台了管理规则，实现技术和产业化有序发展。

作为发展中国家，巴西也对转基因技术给予了积极态度。据了解，巴西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连续4年呈现两位数的同比增幅，增长率位居全球第一。2011年其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3030万公顷，相比2010年增加了20%，目前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并成为为数不多的自主研发转基因产品进入商业化生产的第三世界国家。

“目前国内对转基因技术也出现很多争议。”朱祯说，“欧洲如此消极抵触，但情况与我国不同，一是不缺粮，二是以此为贸易壁垒对本国的农产品实行自我保护。中国则不然。中国现在是农产品进口大国，与欧洲采取同样的态度显然不符合我国的总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