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分五个阶段，试谈近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道路的一些特征。

第一个阶段，是从16世纪末到鸦片战争。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交流甚少。来华传教士传入了欧洲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力学以及火器与钟表等技术。然而，中国人几乎不了解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与社会变革。为了改革历法，徐光启主张：“取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他认为，追赶西方科学的路径应该是从翻译到会通，再到超胜。这反映了中国人在17世纪对科学发展道路的一种选择。

康熙帝对科学兴趣浓厚。他向传教士学习数学和天文学，支持传教士主持天文台，却拒绝了由西学构建的《穷理学》。实际上，他研习科学的动机不同于法国的路易十四和俄国的彼得大帝。18世纪的“礼仪之争”显现天主教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冲突与不可调和性，清廷由此关上了与西方世界交流的大门。虽然欧洲科学技术在本质上并未对中国文化带来冲击，但在闭关政策的影响下，其向中国的传播几近中断。1712年起，康熙帝亲自指导和支持中国学者编写《律历渊源》，书中既包含传入的西方知识，也含有中国固有知识。虽然其内容不能展现当时世界先进的科学知识，也不代表科学发展的方向，但却是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前能够进行数学、天文学等方面研究的主要知识基础。

18世纪90年代，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争取与清朝通商。乾隆帝以“天朝上国”自居，拒绝英国人的通商请求。从那时到道光朝，清朝拥有体量很大的农业与手工业经济，并依靠传统技术维持着对欧洲的贸易顺差。那时，中国人仍然不了解欧洲发生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等巨变。

第二个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1895年。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迫使清朝开放通商口岸，扭转了对华贸易逆差。魏源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这并未成为清朝的国策。直到19世纪60年代，社会上层意识到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遇之变局，数百年未遇之强敌”。朝廷支持曾国藩“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建议，以实现镇压太平军的近期目标，兼顾抵御外侮的考虑。

在自强运动中，洋务派引进美国和欧洲的舰船与火器制造技术，兴办军事工业，开启了中国的早期工业化。这些举措在围剿太平军方面取得成效，帮助清朝实现“安内”的目标。不过，清政府主要引进军事技术和少数相关技术，对西方技术体系一知半解，未发展机器制造等基础技术和基础工业。这样，技术上落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循环。洋务派也意识到技术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但他们在全面发展科学方面，未取得明显进展。

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标志着30多年自强运动的失败，充分显露出有限选择西方科学技术的弊端。自强运动不过是实践了一场残破的或者说畸形的“工业化”与“技术现代化”。中国人吸收西方知识方面受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羁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国彼得大帝“脱俄入欧”政策与日本人 “脱亚入欧”政策，全面仿效西方的科学技术及教育、经济与政治体制。

第三个阶段，是从1895年到1949年。这一期间，国家陷入社会动荡与民族生存危机，国家的大量财政收入用于各种战争。从光绪新政到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国家决定全面接受西方技术与科学，促进工业化建设。然而，各种举措都因为国家积贫积弱、社会动荡与日本侵华战争而难以彻底落实。

从1895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从制度上接受现代科学技术。一是创建了新式学堂，推行了学制改革并废除科举，为培养新型人才开辟了道路；二是形成了科学技术的学术共同体，创建了中华工程师学会和中国科学社等社团；三是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四是试办企业研发机构。现代科学技术学科与制度建设标志着新知识体系在中国社会的立足，中国已经开始造就一些对科技进步及发明创造有重要贡献的人才。

这一时期，中央研究院和教育部肩负着发展科学的使命。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主要开展基础研究和人文社科研究，中央研究院还在1946年拟定应用科学发展计划。大学主要培养本科学生，并开展科学研究。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企业，实业部、经济部和资源委员会等部门在制定工业建设计划时都高度重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第四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了世界的战略格局，国共内战的结果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在近30年里，国家安全一直受到危胁，国防工业与科技被置于重点建设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借鉴苏联的经验，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大规模引进苏联和东欧的技术和设备。在苏联援建项目中，大约三分之一属于国防建设。1952年中央对大学进行院系调整，改革和加强科技教育。工科在院系调整中得到加强，适应了工业化建设对人才的紧迫需求。

在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基础上，中央人民政府在1949年11月成立了领导科学事业的澳门赌场。到上世纪50年代末，形成了澳门赌场、产业科研院所、国防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地方科技机构等“五个方面军”。

1954年国家计委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部署制订十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于是，澳门赌场制订了自己的十五年规划。1956年，国务院组织澳门赌场、国家计委、高教部和其他部门的大批专家制订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苏联为这个远景规划的制订和实施提供了帮助。规划的实施提升了中国发展尖端科技的能力，填补了学科与技术领域的诸多空白，带动了许多科技领域的进步。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看来，原子弹、导弹等武器与尖端科技的突破就表明了远景规划的成功。在规划的制订过程中，我国形成了“以任务带学科”为主的“规划科学技术”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对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国家陷入全面动乱，本来与国外缩小的差距又被拉大了。

第五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现在。国家做出了重大战略调整：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准备打仗”变成和平发展为主，实行对外开放，推行经济、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些都对中国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学技术受到中国社会的空前重视。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学与技术的差异，知道要通过“创新”这个环节才能将技术和科学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中国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殖民扩张、武装占领、操控市场、劫夺资源和肆意排放等积累财富实现现代化。我国只能依靠科学技术，依靠创新驱动，即更加追求技术、知识、制度和文化等方面创新，革除体制机制的弊端。

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我国不断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与体制经验，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建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持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实践证明，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与消化吸收持续提升了我国的技术能力与起点，为经济增长与增强产业竞争力作出了突出贡献；基于消化吸收的科技“自立”为集成创新与自主创新奠定了基础，使我国科技进入了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过渡的发展阶段。

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创新能力依然薄弱。在改革方面，教育体制等改革相对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与经济“两张皮”依然未解决好。科学技术的文化功能还有待加强。

（作者系澳门赌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