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大学，校舍富丽堂皇了，教学设备现代先进了，学生居住条件改善了，教师学位提高了，领导们能说会道了。然而，大学的品格、风气、精神、声誉却没有随之相应的改变，反而是丑闻越来越多了，投机取巧、利欲熏心的风气越来越浓了，势利、庸俗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了，教师与学校在心理上越来越疏远了，教师对学生人格修养的责任心越来越淡薄了。在现在的大学中，人们已经很难感受到学问、信仰、品格、气节、境界、胆识、责任、高雅、宁静等气息，但却可以随处感觉到喧嚣、浮夸、庸俗、投机、算计、势利、崇官、媚权等气息。而曾经被人们视为文化和精神圣地的大学，何以变成像如今这样的没有品格、没有尊严、没有信仰、没有灵魂？从来都被视为是学生人格“涅槃”的神圣学府，何以变成像如今这样的世俗、功利、贪婪、虚荣、卑下、猥琐？长期享有盛誉和信赖、被人们景仰和神往的大学，何以远离教育本性和良知、疏远教育精神和理想，变成大学文凭和职业资格的贩卖所，以及曲学阿世、趋炎附势的官场、名利场？而以下的陈述或许能解释其中的一些原因。

其一，大学是专门培养人才和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而作为培养人才和研究学问核心的教师，理应是备受尊敬和重视的。然而在现在的大学中，一个教师，即使学问做的很好，但如果不当官，则除了在课堂上被学生尊敬、在学术会议上被有些同行尊敬外，就是一个边缘性人物。他们到学校中的机关办事，是需要对工作人员笑脸相对、并称其为“老师”的，否则，你要办的事情很可能就办不成。而在大学中最走红、最被尊敬的自然是各级领导，尤其是学校一级的领导，他们如果要到下属的学院或机关来，往往是被“非常重视”和隆重接待的。而一些掌握实权的部门领导，比如教务、科研、人事、财务部门的领导，也是会“集万千恭敬于一身”的。因为他们掌握着学校中的主要资源，实质性地决定着学校中的重要事务，与他们搞好关系，是可以得到一些额外的好处的。正是在这种“官本位”形态下，大学中一方面形成了“官大学问大”、“领导的话就是真理”、“千万不能得罪领导”的潜规则，一方面在不断地制造着“副院长杀院长”、“团干之死”、“44名教授争聘一个处长职务”的新闻。而一些大学的“名人讲堂”、“学术地活动周”等活动的首位报告人，毫无例外地都会是校长，似乎校长才是本校的“学术第一人”。而一些校长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下属对自己“名人”、“大师”、“资深教授”、“教育家”的称呼，构成了一些大学中领导人“权、学、名、利通吃”的文化形态。这样，一边是大庭广众之下、露骨地逢迎拍马，一边是面不改色、乐滋滋地接受奉承，一些大学中风气的糜烂和腐朽已不亚于社会，“劣币驱逐良币”成为大学中活生生的现实。而“官本位”制度的副产品，是引发和膨胀了大学中的特权现象和讲关系风气。在如今的大学中，特权现象和讲关系风气，可以说已经渗透到了学校的各个角落。从教学、科研管理到干部选拔，从教师职称评审到学生评优评奖，到处都有特权和关系的影子。学生考试不及格，通过关系可以及格；教师职称评定通不过，通过关系可以通过；干部提拔不够格，通过关系可以上。而这些现象的普遍存在，则使大学失去了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的能力。

其二，教育本来是一项通过讲道理而引导学生健康成长的活动，然而在现在的大学中，却没有一个大学人之间相互讲道理的平台或机制，而是靠行政命令和物质刺激（课时费、岗位津贴、科研奖励、教授等级、评职称等）进行运作。在不讲道理方面，首先是学校领导与中层干部之间基本上“不讲道理”，学校中的干部会基本上都是在听“上一级”领导在讲话或发指示，学校中的一切活动基本上都是在领导指示下进行的。中层干部与学校领导之间的关系，可以用“领会精神、贯彻执行”八个字来概括。而干部会议中的讨论环节，基本上是“自说自话”，一般是不会有什么回应的。其次是学校对教师“不讲道理”，凡事都是用“文件”说话。至于这些文件是怎样形成的，是否体现了教育规律，是否反映了教师心声，教师们则是无权也没有途径过问的。教师们如果有事找有关部门理论，得到的回答基本上都是“这是领导决定的，我们只是照领导的指示办事”。而一些机关工作人员对教师态度的冷漠以及言语间所表现的居高临下心态，使大学中的凝聚力成为一个神话。而面对行政权力的无限膨胀，教师们既无法通过讲道理进行遏制，又对这种现象无可奈何，有的只是对大学的失望。再次是学校对学生“不讲道理”，凡事都是用“规定”说话。现在的大学中对学生的学籍管理、行为管理有许多规定，但这些规定设置的理由、原因、前提，学生们是无权过问的，他们只有遵守规定的义务，而没有质疑规定的权利。学校对学生更多的是“管”，服务只是“管”的副产品。学生在大学中修养的，不是通过各种自治性活动提高独立自主和社会责任意识，提高独立思考、为社会服务的境界和能力，而是修炼了对学校“管”的适应能力。换句话说，学生在学校中学习的，不是自主和创造的能力，进而为社会负责任的能力；而是“他主”和服从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极容易促使人形成投机取巧、趋利避害的自私性、投机性意识，形成“只顾自己、不顾他人”、“见风使舵、唯利是图”的投机性人格（这也是我们民族巨大的精神包袱）。这样，大学中的人们之间由于没有讲道理的机会，因而也没有讲道理的习惯，其对学校文化的影响是，大学中的人们已经不太会讲道理，人与人之间也缺少充分的信任。比如：学校不信任教师，所以对教师的管理越来越细，教师的教学计划上不但要写明每一次上课的内容和方法，而且要集体备课、统一考试和阅卷。学校不信任学生，所以监考越来越严，毕业论文要进行“不诚实检测”（为什么不反思要学生写论文的规定是否合适？）。这显然是一种行政主义的行为逻辑，教师、学生与学校领导之间，是一种领导与服从的关系，一切以服从为原则。但由于这些做法完全违背了教育规律，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造成大学中普遍的弄虚作假现象。因为人们在没有机会表达自己意志和要求的情况下，往往会用敷衍的方式对付“上级”的要求。亦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在没有“以理服人”的教育环境中，怎么可能培养出“通情达理”、“知书达理”的优秀人才呢？

其三，大学是个做学问的地方，而学问做得好的人应该被评为教授，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然而在现在的大学中，这样的道理却被颠覆了。一是在如今的大学中，教授不仅可以没有学问，甚至根本不懂学问为何物，而且可以不是教师。因为不仅“官员们”可以通过职权“弄到”教授职称，甚至硕导、博导，而且办事员、秘书、辅导员、会计员、图书管理员等行政和服务人员也可以评到与教授相当的职称。二是大学中的教授不仅名目五花八门，有教学教授、马列教授、教育管理教授等许多类别；而且许多教授的“产生”也是耐人寻味的。因为在相当长时期以来，大学中就有一种“攻关教授”的现象，亦即教授的条件是什么，当事人就“攻克”什么。评教授需要论文，就用钱买版面发表论文；评教授需要奖项，就“公关”评委获得奖项；评教授需要专著，就买书号出版“专著”。如同学生的应试教育一样，大学中出现了许多有职称但没有真才实学、没有专业品格的教授。而值得人们深思的是，这种现象的产生，居然是当事人与大学“合谋”的结果。亦即大学的发展需要高级职称（高水平人才被换算成了高级职称），而当事人希望的高级职称则可以帮助大学应对各种评估和检查。可以说是双方的相互需要，造成了大学中的这种现象。这种事情在国外的大学中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大学如果是纯粹的“知识共同体”，那大学人自然是不会容忍自己内部出现弄虚作假现象并因此而毁灭自己声誉的。大学只有在不是“知识人共同体”的情况下，也就是在“不是自己的”时候，人们才会合伙来进行这种欺骗。我国大学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就是因为大学不是大学人自己的，而是政府的，这也是政府办大学特别是直接管大学的效应。三是现在的不少大学教授并不用心于对学生的授课和“成人”指导，而是忙碌于SCI、“国字头”的项目和奖项，忙于课时费、科研成果、论著收入的算计，而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往往成为他们“制造”著作字数、论文篇数的劳动力。其中一些人对功利追求的疯狂和贪婪，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由此而产生的学术造假之风，已经演变成了一场教育灾难，其消极影响将会长期持续，也使大学的文化生态异常恶化。所以，在如今的大学中，虽然教授、研究员动辄数百上千，若过江之鲫，但对教育、文化、科学的实质性推动却成效甚微，并不时出现令人震惊的丑闻或“雷人”之语。

其四，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而做学问讲究的是严谨和认真。然而在现在的大学中，扭曲教育逻辑、悖逆教育传统的事却比比皆是。比如：“教学名师”不是由对教师教学最有发言权的学生们评选出来的，而是由教师自己申请、教育行政机关“批准”出来的。“博导”本来只是一种教学岗位，但现在却成了“教授之上的教授”。“优秀学生”不是通过师生的评价产生的，而是由考试成绩“拼”出来的（有些大学规定：评选优秀学生的先决条件，是单科成绩不能低于85分）。教师对学生的品格教育，不是用“一棵树影响一棵树”、“一个人影响一个人”的“身教”、“示范”方式进行教育，而是用“上课点名”、“考课堂笔记”等方式进行教育的。在如今的大学中，追求金钱、追求权势、升官发财等当年蔡元培先生必欲除之的陈腐观念和恶习，却成了有些大学实质性的“主旋律”。大学可以说是彻底地堕落了，而堕落的大学中出现“药家鑫”、“李颖”、“我爸是李刚”这样的学生是完全不足为奇的，出现“未挣到4000万就别来见我”、“与大、中学生进行性交易”这样的教师也是自然而然的。这不由得让人感慨万千：改革开放，本来应该是各方面越来越进步，但现在的大学，在有些方面却是越来越后退。比如：在对教师和学生权利的尊重方面，在领导和教师的关系方面，在教育的风气和文化环境方面，都比以前倒退了。而作为大学教师最为基本的正派品格，作为大学教育最为基本的诚实品格，却成了一种稀缺资源。而这，是最令人感到悲哀的。

（作者系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