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与世界历史的关系

16、17世纪科学革命源自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近代科学在西方兴起，本身亦是多元文明长期发生相互作用的结果。

事实上，公元纪年伊始，两希文明之间就发生过一次激烈的撞击，其结果是古犹太文明的裂解，基督教文明由此而生。而文艺复兴时期大量古希腊著作的重新发现，则在已死的古希腊文明与活着的基督教文明之间又一次引起了一场全方位的相互作用，随之而来的则是宗教改革与科学革命运动，这一系列的变化最终导致了西方文明的转型、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崛起与现代科学的发生。

东方文明的因素也曾贡献于上述历史进程。没有阿拉伯文明的中介作用，古希腊文明就不可能对犹太—基督教文明发生持续影响；另一方面，由中国传入的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则为文化的传播与互渗提供了技术基础。在此意义上，著名科学史家、科学史学科创始者乔治·萨顿，就曾写下了这样的警言：“光明来自东方。”

李约瑟博士曾提出一个难题，实际上，他问的是，假使中国文明的内在进程不被人为阻断，再给它以充足的时间让它自我发展，那么，在这片曾孕育出最优秀的中国型古代科学的国度里，是否会产生某种不亚于西方理论科学的现代科学系统。在此，我们要说，现代科学是与现代文明一同产生的，要有现代科学，就必须有现代文明；反之亦然。对于一个古代农业文明来说，不改变其整体社会结构，现代科学将没有立足之地。

现代科学与现代文明是共生的。欧洲科学革命产生于东西方文化两千年的文化互动之后，是人类文化的长时段的相互作用与会聚导致了科学革命；这场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欧洲的，但在更为深远的意义上却只能说是世界的；那一时期的任何一种较为封闭、单一的文化均无力担当完成科学革命的重任，中国文化不能，印度文化不能，甚至，法国文化或英国文化亦不能单独走完科学革命的全部历程。

科学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现代世界的形成。16、17世纪，西方世界连续发生了三次重大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锋芒所指，乃是中世纪以来基督教社会的道德观与价值链，但是它们仅凭自身却并不具备完成这种价值论决裂的力量。正是科学革命——通常人们将之理解为一种认识论决裂过程——最终捣毁了水晶天球的宇宙模型，同时也捣毁了依附于这一模型之上的道德观和价值链，极大地推进了欧洲社会发展的价值论决裂进程。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物质生活向前发展的革命性力量，更是推动人类精神生活向前发展的原动力。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通常所谓的现代化进程恰恰始于类似的价值论决裂和认识论决裂进程。这样的决裂首先发生于16、17世纪欧洲社会，后又发生于18世纪的美国和19世纪后期的日本，发生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乃至二战结束以后的非洲。不经历这样的决裂，就完成不了现代化进程。

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关联

科学革命以及由此而致的现代科学到底如何影响到现代世界的形成和发展？让我们从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入手来回答这一问题。这一问题是，在16、17世纪科学革命与18、19世纪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之间，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在科学与技术和工业经济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在此问题上，历史上曾出现“科学渗透论”和“技术自主论”这两类不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观点。

英国工业革命的领导者们（如瓦特）在探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取得成功的原因时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英国有着高度发展的现代科学而且很好地利用了现代科学所结出的硕果。但是，他们在下此判断时并没有给出认真的论证。由于他们的影响和号召力，这一见解曾长期影响着世人的看法。

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分析工业革命的动力学进程时，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论题：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与此前的科学革命没有本质的关联。他论证说，直到19世纪中期前，科学与技术仍然是以分立的形式发展的。在他看来，工业革命的基本特征是蒸汽机的发明与广泛使用，然而，相关的热机工作原理——卡诺循环——只是在蒸汽机发明整整100年才得以建立。但是，他引出这一结论的前提是：尚未发展成熟的科学不能提供技术应用，只有在建立起正确的科学理论以后，技术才受益于科学。

在技术史及经济史界，汤因比的论题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他们坚信与其说历史上技术曾大大受惠于科学，倒不如说在历史上，是技术推动着科学进步。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在科学史的职业化进程中诞生的第一代职业科学史家，已然对汤因比论题提出了异议。美国科学史家萨克雷以及另一些学者曾经指出，工业革命的发生是有其科学基础的，但是在辉格史的框架下，人们是看不清科学对于工业革命的作用的。萨克雷指出，工业革命中的许多技术革新是与当时已有的科学知识相关的。譬如，漂白技术在工业革命时期（1760~1840年）经历两次重要变化，从使用酸牛奶到使用稀硫酸再到使用氯气作为漂白试剂；而这两次变化则分别与燃素理论和氧化理论的建立与发展有关。今天，我们不能因为漂白技术的革新曾依赖于某种过时了的、在今天看来是错误的科学理论如燃素理论而认定这一技术革新与科学理论的发展无关。

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的答案既不同于“科学渗透论”，也不同于“技术自主论”。一方面，科学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必定受制于物质生产力的状况和水平；另一方面，科学本身又能通过技术物化为生产力，在改造自然的社会活动中发挥巨大的杠杆作用。受此影响，前苏联科学史家盖森提出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有其社会、经济基础，另一方面，英国科学学学者兼科学史家贝尔纳在分析18~19世纪英国科学发展情形时认为，技术进步依赖于科学的发展，科学通过技术对社会生产发生作用。譬如，工业革命时期，出现了建基于科学的技术，为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原动力。

相对于盖森不无武断意味的社会决定论式见解，贝尔纳式的技术中介模型以更为具象的形式给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正是在此背景下，苏—东阵营的学者曾于上世纪60~70年代提出“科技革命”学说，并以此描述科学技术革命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科、技二字联用所形成的“科技”一词在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广泛影响。现在，苏—东阵营已不复存在，但“科技革命”理论对今日之中国的科技政策乃至国家政策的制定仍有着广泛而深重的影响。

在此，本文给出以下三点看法，其一，技术中介模型过于简单，过于关注生产力的发展问题，而不能描述科学与社会在文化层面上的直接互动作用，无法彰显科学的精神价值。今天，人们倾向于以更复杂的眼光考察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网络状的互动结构。强调科学背后潜藏的物质力量而忽视科学对于人类文化、精神世界的作用，不能不说是一种短视。

其二，科学革命首先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现代科学制度及现代科学文化首先出现于此时此地。伴随着英国皇家学会的兴起，这种科学文化曾极大地致力于消除科学与技术的距离，并使得科学得以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新兴的工业家看到了科学潜在的巨大威力，他们热衷于学习科学，并利用科学改进技术以取得商业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

其三，工业革命也首先发端于18世纪中期的英国而非比英国更早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荷兰，也无疑表明英国科学革命对于工业革命的发生有着奠基性作用。在作为科学原发国的英国，从科学革命到工业革命耗费了100年时间，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一进程理解为在一个没有国家推动的、自组织的自下而上的、以实现“知识的持续创造与广泛使用”（即“创新”的过程）为目标的进程，我们就不但不会惊叹这100年历时太久，反倒会惊叹这一切竟来得如此自然、如此顺利。

西方科学三次登陆中国

诞生于西方的第一个现代科学体系，必然带有当时西方文明的文化特征与价值负载。从文明的互动角度来看，科学知识的传播往往伴随着文化价值的渗透。

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正是从价值层面开始的。为了传播宗教信仰，耶稣会士们才来到中国，才开始了他们的文化远征。为了达到目的，利玛窦试图通过适应中国传统文化来进行传教，他用他对四书五经的理解和科学知识同士大夫们交流，进行“科学传教”的探索。利玛窦绘制的《万国舆图》从时间和空间概念上大大拓宽了中国人的世界观，极大地动摇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他与徐光启、李之藻合译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等著作，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科学以及蕴藏在科学背后的逻辑和哲学思想，对明末清初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二次将科学带入中国的是清教使团与中国士人的接触。按照西方学者的见解，在军事和技术强权的裹挟下，这一次传播的内容更全面，但也比第一次更强调技术。西方学者们认为，这一时期科学未能在中国生根，是因为传教士们只是展示、推销科学活动的产物，而没有将科学作为一种生产知识的活动来看待，没有致力于科学在中国的制度化进程。但是，传教士们曾创办或主办了一些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的刊物、学术团体乃至于研究机构、学校，这实际上也将科学的制度方面部分地引入到了中国。

应该指出的是，现代科学体系在非现代国家的制度化历程，只是这些国家在遭遇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时被迫启动的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现代科学体系的确立与现代文明的建构必须是同步的才可能取得成功。现代科学体系，必然要求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整体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氛围。

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是科学传入中国的第三波。第一次和第二次西学传入都注重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现在转而热衷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科学体制化才开始全面启动。真正建立我国科学体制的是辛亥革命以后学成归国的理工科留学生，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大学里的各个学科才正式构建、中国的科学学会也才正式创立，其影响极为深远。

令人遗憾的是，五四时期的科学活动虽然明确提出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运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剧变、政治的动荡，他们所提倡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甚至，他们在理解科学与民主时也因救亡因素的影响而存有偏差。“科学”和“民主”并没有在中国真正扎下根来。因此，科学体制化也没有促成相配套的文化体系的建立，理性文化、科学文化并没有在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资中筠先生所提出的“还是要沿着五四的茬走下去！”是很有价值的。

一流科学传统的引入与本土化

科学史家拉维茨曾区分了三种科学，即纯科学，如19世纪德国大学里的科学活动即具有纯科学的特征；由意识形态所支配的科学，如冷战时期，前苏联与美国在空间科学方面的竞争即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有用的科学，如服务于社会目标和任务的科学研究占主要地位的科学。

一般说来，在世界各国的科学系统中居于主流地位的是“有用的科学”。这种科学接受并服务于社会或国家所给定的目标与资助，因此，社会或国家有理由而且应该对之进行宏观管理、规划或控制，使社会或国家能够以更直接、更有效的方式发展科学并从中获得效益。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三种类型的科学之间维持平衡？一个国家需不需要发展与“有用的科学”相对的“无用的”科学——在目前条件下是谈不上具体应用的科学研究？还有，如何理解“有用”，换言之，如何实现科学的精神价值和文化价值？

本文的结论有三，其一，认真反思我国长期以来奉行的“任务带学科”的科学发展战略，此其时也。一般说来，有两类科学政策，一种是policy for science（科学政策），一种是policy of making use of science（利用科学的政策）。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奉行以第二类科学政策为主的政策，“任务带学科”的说法就是这种政策的具体体现。其实，任务是任务，学科是学科，是两件事，并不一定要拢在一起做；有条件时，可考虑给予科学以及科学文化以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今日的中国已然开始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已然有条件以另一种形式来平衡两类科学政策，但是，目前我国仍然在不断强调科学技术与经济生产接轨。实际上，对于技术来说，当然可以而且应该这样做，但对于科学，这样做便有失偏颇。科学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也可能发生在精神和文化层面，在这一方面，也追求产业化，也将产业化放在首位，甚至将企业管理方式引入科学管理，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当。虽然说创新的秘密就在于知识的持续创造与广泛应用，但并不一定要将知识的广泛使用作为知识创造的直接前提。

其二，我们需要认真考虑一流科学传统的移植、构建和本土化问题。科学传统包括研究传统与科学价值论两大方面的内容，科学传统是培育新生代科学家的摇篮。看一个国家的科学实力，不但要看其科学产出的数量和质量，还要看科学产出背后的科学传统。研究传统，指的是研究问题的锁定、研究方法的选择或建立，以及评价标准的确立等内容。研究传统凝聚于科学家们的内心世界并通过他们的科学探索来体现、运作，并影响着科学产出（论文和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科学传统还包括科学价值论方面的内容，在此，我们可以将科学价值论区分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两大类，合乎科学探索活动本性的是国际主义价值原则，但在实际科学活动中常常见到的是与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的科学。一味地强调科学的民族性而忘记科学背后的普遍主义原则和国际主义精神，在以和平的文化互动为人类文化发展之基本动力的现当代是不适当的。本文并不排除有益的民族主义可能存在，但至少我们必须在国际主义、普遍性与民族主义乃至集团利益之间找到它们的平衡点。

研究传统之所以称之为传统，是因为它是在不同代际科学家之间传承和发展的东西。一流的科学家往往生长于一流的科学传统之中。以日本与中国对比，可以看到，日本的物理学诺奖谱系上有完整的四代科学家，从长冈半太郎师从玻尔兹曼开始，到仁科芳雄、菊池正士，到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板田昌一，再到南部阳一郎和小柴昌俊等，先后有众多堪称卓越的科学家，其中更有六名诺奖得主。而在我们中国，到现在为止，还很难找到这种卓越的跨代际的科学家谱系。

其三，我们需要将科学文化的全面培育工作正式提上工作日程。科学文化的内核是科学传统，科学传统越出科学家群体的界面而向社会公众辐射、传播，就形成了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文化。从历史上看，现代科学文化源自创建了英国皇家学会的自然哲学家群体，这个群体不但将实验的原则确立于科学探索的理性活动之中，确立了现代科学探索的基本规则，而且从一开始便将知识社会的理念引为社会改良的目标，他们要将皇家学会建设成类似于培根《新大西岛》书中所述的本色列王国的智慧宫（所罗门宫），并试图以这个小社会的运作来引导整个英国大社会的发展。科学文化的充分发育不但是科学事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充分应用科学知识来造福人类的前提。

今天，当任何一个民族致力于本民族的文化复兴事业时，科学文化均是必须借重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资源。必须看到的是，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传播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知识或方法的扩散过程，而是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互动进程。通常所说的“科普”就是在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互动进程中进行的。在历史上，西方启蒙哲人曾运用科学文化来驱逐蒙昧，弘扬启蒙精神。在与宗教文化的互动乃至对抗进程中，科学文化曾与人文文化联手。如今，科学文化仍然是在与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宗教文化）、经济文化、俗文化以及政治文化的互动进程中传播和发展的，不幸的是，在中国现阶段，科学文化仍未能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在多方位的文化互动进程中均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不能不重新审视并肯定科学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一句话，科学文化是现代文化的基频，是知识社会（或创新型国家及社会）的文化基础。

（作者系澳门赌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