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相远

随着全球化进程及我国地位的飙升，国人视野豁然开朗。人们通过对北京与伦敦两届奥运会的比较，更日益关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异同与碰撞，并从中获得文化自觉与担当。

笔者试以人种作为文化的先天物质基础，从三大人种形成与扩展的视角，来梳理东西方两大文化的渊源与走向，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觉性。

三大人种的形成

今天学术界一般认为，当今人类源自同一祖先，是10多万年前，出现于东非的智人。其脑容量接近1400毫升，同我们现代人一样。据说若“和我们衣着相仿，走在大街上绝不会有人回头看他”。

约在5万年前，非洲智人由于当地气候变得极端恶劣，就随追捕猎物，逐渐从北部走出非洲。一支向北迁徙，分化为高加索人种，又称白色人种或欧罗巴人种；一支向东，经过西伯利亚来到东亚，分化为蒙古人种，又称黄色人种；留下的一支向南，迁徙到赤道非洲，分化成尼格鲁人种，又称黑色人种。这三大人种（实为亚种）的形成，是在3.5万年以前就开始的。

这三大人种，是出自同一个祖先。这已被我们每个人身上携带的DNA遗传基因图谱所证实，而且还留下各种突变的印记。如今人们只需花几百美元，分析一下自己的DNA，就可为自己找到祖先家谱的线索。所以“四海之内皆兄弟”，是有科学根据的。

同一种智人，其后代分化为三个亚种，这是人类在一定地域内，长期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经过基因突变、变异随机扩散及自然选择，使他们在肤色、眼色、发色、头型、脸型、身高等体质形态方面，以及血型系统、血液因子系统等生物化学方面，具有明显差异。

文化是社会实践发展的产物

人种形成是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生物学过程。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却不是生物学进化过程，而是人类社会实践发展的产物，是不同人种在其客观环境中，为能求得生存，而进行主观努力奋斗实践的结果。

留在非洲赤道附近的尼格罗人，由于那里生存条件过于优越，气候宜人，食物资源丰富，人们不需太多劳动实践，就能采集和渔猎到食物。一代又一代过着原始平静而愉快的生活。文化进程也就十分缓慢，互相交流很少，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故长期滞留于无文字的原始部落文化状态，直到西方殖民者到来，才发生巨大变化。

北迁形成的高加索人种，与东迁形成的蒙古人种，基本分布在欧亚大陆板块上。这一北温带地区最适合人类文化的发展。因生活在这段地带的人们，必须艰苦奋斗，形成集团，并相互交流，努力实践，才能生存下去。他们逐渐由过去的采集和渔猎，转化为农耕和放牧。人们不仅要解决食物贮存，还要面临衣着、住所、防寒取暖、防治传染病及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等一系列问题。

可见有利于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自然条件，是既要适于人居，又不能太优越。这才逼使人类一代又一代地艰苦奋斗，不断实践，努力创造，互相冲突与交流，建设起宜于人类繁衍、发展的环境，形成一定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人类劳动愈频繁艰苦，分工愈细，规模愈大，冲突愈多，总之，社会实践愈复杂，文化发展就愈快。尼格罗人以采集渔猎为生，每天只需劳动几个小时。游牧民族劳动时间虽长，但骑在马背上，仍算轻松。唯农耕民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一年四季每天都要劳动十几个小时，十分艰苦，规模较大，分工趋细，又常遭到游牧民族的侵扰，使其社会实践更为复杂，故其文化反而更快发展。

文化是由西向东展开的

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为公元前3500多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化，次之为公元前3000多年尼罗河下游的埃及文化，再次为公元前3000年的印度河文化，公元前2500多年出现的华夏文化。以华夏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晚于西方文化一两千年是历史事实，不应否认。当中国人处于近代半殖民地状态时，中国许多学者出于民族主义立场，反对“欧洲文化中心论”，也反对“文化西来说”，甚至反对人类出于非洲同一祖先的“单中心说”，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而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则应尊重科学事实，不应再盲目坚持中国人种源于北京猿人，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无关联等狭隘观念了。

若把西方文化只指地中海文化或欧洲文化，而不包括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等，则也是片面的。如梁漱溟就主张世界文化一分为三：印度、中国及西洋。其实，文化与人种同源、同地、同根。北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同欧洲人一样，皆为高加索人种，仅肤色有异。他们彼此通过战争，相互占领，经常“洗牌”，更换版图。他们的语言皆为印欧语系，文字皆为拼音文字（印度后来就讲英语），历法皆采用阳历（又称公历、西历、新历），宗教信仰皆为一神论。

处于东亚的蒙古人种，除中国外，还包括如今的蒙古、日本、朝鲜、韩国，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柬埔塞、缅甸、新加坡等。最早则以黄河、长江流域作为文化温床，若以黄帝作为代表，如今也有4700多年历史了。他们的语言属汉藏语系，文字为象形的方块字，历法采用阴历（又称夏历、农历），信仰祖先崇拜论，宗教则为泛神论，如道教供奉许多神仙，后传入佛教，也发展成多神论。但东方文化多信奉儒学，实行政教分离，没有宗教政权，也未发生过宗教战争。

各种文化除内部不断创新外，还通过贸易交换与战争，进行速度不同的交流与沟通。这种相互交流速度同自身创新速度之比，决定文化间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因内部创新才使各种文化具有差异性；因外部交流才使文化具有一致性。因此，当交流速度大于创新速度，则文化趋同；当创新速度大于交流速度，则文化趋异。这就促使几千年来，各种文化间既有差异性，又有一致性。当今世界，因人口不断迁徙，许多国家都包含不同人种、不同民族。因而文化更趋于融合，增加一致性。

两个文化中心论

世界上的文化，够得上自称文化中心论的，只有两个：“欧洲文化中心论”与“华夏文化中心论”。

“华夏文化中心论”也许历史更长。东方华夏文化的历史，虽比西方苏美尔与埃及文化晚了一两千年，但她自产生起，至今从未中断过，而前者早就断了薪火。其所以能薪火不断，源远流长，笔者认为至少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是地域广大，人口众多。二是隅于东亚，具有天然屏障。正因这两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虽然以华夏为核心的东方文化比西方文化，晚了一两千年，但她却成为人类历史上传承最久、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最甚的农耕文化。华夏文化也一直把自己当做世界的中心，故称中国，误认为其他国家皆为不开化的藩邦。直到西方已出现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经济时，中国仍盲目坚守“华夏文化中心论”。当英国派马戛尔尼于1792年率90人使团来华访问时，乾隆根本看不起西方文明，傲慢地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拒绝通商贸易。在这种闭关自大的颟顸中，中国丧失了现代化的机遇，直到鸦片战争失败，陷入半殖民地窘境，才开始向西方学习。但中国人仍一直批判“文化西来说”，还坚持自己的祖先是北京猿人，反对现代人类出非洲说。甚至以此作为爱国主义准则，这也是典型的文化沙文主义。其实，华夏文化中的许多成分，是通过游牧民族，不断从西方传递过来的。比如中国原先只种粟与水稻，后来从美索不达米亚传来大麦与小麦，其他如犁、马拉战车等带轮子的工具以及青铜、冶铁技术等，不少是从西方传入的。我们不应该否认这些历史事实。

因此，当今中国人，必须以全球化的视野，来审视自己种族与文化的形成过程，从而科学地把握自己同西方的关系。我们应清除近代史上留下的各种狭隘观念、排外思想及自卑心态，要以一种高屋建瓴、胸怀天下的包容气概，来观察、研究并处理东西方文化的历史差异与碰撞融合。这将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将决定人类未来的走向。如果融合得好，可促使人类从此迈向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作者系全国人大原常委、民建中央原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