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的这10年，是基础研究的春天，是科学基金的黄金发展期。”十八大会议间隙，已经是第四次作为代表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陈宜瑜在接受科技日报专访时感慨。

他介绍，科学基金2012年财政拨款150.03亿元，是2003年的20.49亿元的7倍多；年均增长率超过27%，而这一增速在国内科技计划以及世界各国科学资助机构中处于领先位置，科学基金作为国家支持基础研究主渠道的作用更加凸显。

与此同时，科学基金已成形的研究项目、人才项目和环境条件项目三个系列的资助格局，实现了对基础研究资助的全面布局，为繁荣基础研究、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仅以人才培养为例：2003—2012年，以35岁以下青年科学家为资助对象的青年科学基金共资助56907人，资助总额约125亿元；以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为目标的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共资助1591人，资助总额26.4亿元；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了437个团队，资助金额21.4亿元，凝聚了一批冲击世界科学前沿的“突击队”；地区科学基金共资助9234项，资助金额32.9亿元，扶植了地区一批优秀人才，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建设。

科学发展观推动对基础研究认识的两大变化

陈宜瑜说，这10年他感触最深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对基础研究及其规律的认识有了重大变化。

在科学发展观提出后不久，陈宜瑜在媒体发表署名文章《科学呼唤科学发展观》，他认为，科学本身也存在发展观问题，即：如何正确认识基础研究及其规律，基础研究本身如何找准自己的位置，修正和完善自己的道路和目标。

当时，社会上对基础研究发展具有自由探索和国家需求导向的“双力驱动”特征认识不足，认为基础研究是科学家完全凭自己的兴趣在干活。同时，因为不能全面认识基础研究厚积薄发的规律，片面追求简单可量化的政绩，导致很多人在谈到基础研究时，总是羞羞答答。

“科学发展观提出后，情况有所好转。”作为支持基础研究主渠道的科学基金的掌门人，陈宜瑜总是利用各种方式推动社会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和投入。“但开始的时候阻力很大。”他回忆。

时间到了2005年。当时广东的经济已经非常发达，但面临未来地方经济靠什么发展的抉择。“那时候我们与广东省商量，能不能共同成立个联合基金，吸引全国的科学家围绕广东省的战略需求开展基础研究，以增强科技创新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度。尽管我们一拍即合，但那时候的惯例是地方财政不需要支持基础研究。好在广东省最终决定先行先试。2006年1月，全国首个联合基金设立，地方财政不投基础研究的‘铁律’被打破。”其后的4年，双方共投入资金2亿元，重点资助了137个项目，来自全国1.8万多名科技人员参加了联合基金的申报。2009年，成为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的广东学者人数是此前11年的总和；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首次同时跃居全国首位。尝到了甜头的广东于当年与基金委“再续前缘”，设立了第二期联合基金。

广东省的经验后来被推广。基金委先后与云南、新疆、福建开展联合资助工作，在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凝聚科研人才方面初见成效。另外，基金委还建立并完善了与企业联合资助的模式，与宝钢、神华、中石油等企业设立联合基金，引导全国科学家面向相关领域开展基础研究，推动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

“近几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基础研究及其规律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各省科技厅都设了基础处，再谈基础研究也都理直气壮了，而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企业，在基础研究方面都加大了投入力度，这正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全国对基础研究及其规律认识提高的结果。”陈宜瑜说。

陈宜瑜说，深刻认识基础研究的功能和规律是科学基金工作中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这10年的实践中，他们始终在努力构建鼓励创新、支持创新、保护创新的宽松和谐环境。“例如，我们力求建立更科学的评价体系，并没有要求科学家完成基金后，一定要发表多少文章，得到多少成果。但我坚信，只要给予长期稳定支持，总会出成果，中国科学家得诺贝尔奖是迟早的事。这些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00%有基金在支持，其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是完全靠科学基金资助的。”

科学发展观引领科学基金三次管理变革

陈宜瑜告诉记者，科学基金制这种良好的制度本身蕴藏着勃勃生机，而维系这种生机的，是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基础研究管理规律的认识。这10年，随着对科学发展观认识的逐步深入，科学基金资助管理工作与时俱进，发生了三次变革。

2004年，也就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后的第二年，基金委召开了1986年成立之后的第一次党组扩大会，对科学基金的定位做出了比较大的改动。“我们原来的定位是‘支持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这次把‘应用研究’果断地拿掉了。基础研究既是原始创新的源头，又是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支撑，没必要留个‘尾巴’。”陈宜瑜说。

他介绍，这次会议最终确立了科学基金“支持基础研究，坚持自由探索，发挥导向作用”的战略定位，制定了“尊重科学、发扬民主、提倡竞争、促进合作、激励创新、引领未来”的二十四字工作方针。自此，科学基金集中精力支持基础研究，把竞争性资助的原则提到了更加明确的位置，同时积极鼓励和促进合作。

2008年，科学基金进行了第二次战略调整。当时，《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已颁布实施，很多新的计划被提出来，“国家战略需求驱动下的科学研究极易出现同质化，科学基金应该支持什么？我们提出了‘更加侧重基础，更加侧重前沿，更加侧重人才’的战略导向。”陈宜瑜介绍。

更加侧重基础，就是要重视夯实学科基础。学科是基础的基础，在推动学科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科学基金更加关注传统的基础学科、经典学科，以及濒危学科、薄弱学科等。

更加侧重前沿，就是既要关注学科融合形成的新的学科生长点、影响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些科学技术制高点，还要关注一些新思想和新概念，更加超前地支持一些对社会发展能够起到推动作用的学科前沿。

他介绍，近10年来，科学基金聚焦事关国家重大需求的前沿领域，启动510个重大项目，资助金额约10亿元；启动重大研究计划29个，金额约31亿元。如，“华北克拉通破坏”研究着力为国家资源战略预测和地震灾害预防提供新思路和科学依据；“重大工程动力灾变”研究提升了我国重大工程防灾减灾原创能力。通过关键科学前沿问题的突破，带动了中国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

陈宜瑜表示，更加侧重人才，就是要认真研究人才成长规律，打造一个完整的、相互衔接的人才资助和培养链。目前，科学基金已形成由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青年基金、杰出青年基金、创新群体，以及引进国际人才的海外青年学者基金和稳定西部人才的地区基金组成的人才资助体系。一名具有创新潜力的科研人员，通过竞争，可以连续获得20年的稳定支持。

2010年，科学基金进入了百亿时代。良好发展形势下，科学基金面临新的挑战，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战略调整。

陈宜瑜说，新时期科学基金工作面临四大挑战：一是经费投入超常规增长带来的管好用好基金的压力；二是申请量大幅增长带来的评审和管理工作量激增的压力；三是国家和社会对科学基金的期望值不断提高带来的压力；四是科研不端行为引发的道德风险不断提高的压力。

他介绍，他们希望通过进一步调整资助结构，完善管理办法，提高资助效益；加强信息化建设，规范限项管理，努力减轻评审压力；努力加强队伍建设，切实防范道德风险等措施，促进科学基金事业的健康发展。

今年，科学基金进行了一些调整。其中，将占资助总额“大头儿”、支持自由探索的面上项目的资助周期和强度提高到4年80万元，重点项目则改为5年300万元，“这样可以缓解科学家因单项经费不足不得不‘多头申请’的压力，保障他们安心、专心、潜心科研。”

另外，基金委今年还增设了为年轻的更有潜力的科学家“加速跑”的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并启动青年基金—面上项目连续资助（renew）机制，让研究工作突出的青年科技人才能通过快车道直接获得面上基金资助。

“同时，我们最近还在重大非共识项目上做了些安排，我们也不知道他将来能不能成功，要是成功，就能改变对一些大的科学问题的基本认识。”陈宜瑜说。

科学发展观成就科学基金制两大中国特色

2011年，基金委在完成了国内规模最大、时间跨度最长、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具有战略性和综合性的绩效评估——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国际评估工作后，再次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谋划如何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科学基金制。

陈宜瑜说，理解中国特色科学基金制，必须抓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根本立足点，不能照抄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科学基金是在文革后、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设立的，当时，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体现人才和学科两个方面。所以，科学基金设立伊始，就紧紧抓住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不放，这两点正是科学基金的特色所在，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也是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所在。

他说，26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科学基金的最大贡献就体现在为中国建设了一支比较稳定的基础研究队伍。现在，一支年龄结构合理，水平整体提升明显的科研人才队伍业已经形成。

据介绍，近10年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刘东生、叶笃正、吴孟超、李振声、闵恩泽、吴征镒等都曾得到科学基金的长期资助。近年新增的澳门赌场院士基本也都获得过基金的支持。很多大学校长、学科带头人科研生涯的“第一桶金”也都来自科学基金。

谈起学科建设，陈宜瑜说，“基础研究不能过多强调‘有所为有所不为’，学科发展必须是均衡协调可持续的。现在学科交叉越来越成为趋势，谁也无法预测未来的科技前沿在哪里。一旦停掉某个目前看来不太前沿的学科，20年后发现它非常重要，想临时搭建炉灶，把队伍拉起来是不可能的。任何一块学科‘短板’，都可能影响国家自主创新能力这个‘木桶’的容量。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创新大会上明确提出要保证学科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这让我们很兴奋。”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科学基金已经建立了8个科学部，45个学科处，92个学科评审组，基本形成了一个布局合理的学科构架，形成了对基础研究的全覆盖。通过政策引导和经费支持，巩固了优势学科，加强了薄弱学科，一些弱势区域研究力量也得到了扶持。像人类基因组学、纳米科学、量子信息学、全球变化、绿色生产和环境友好化学、复杂科学和生物复杂性、金融数学和金融管理这些学科前沿领域的研究，大多是首先得到科学基金的资助和孵育，并迅速发展。

他同时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科学基金制，还必须着力完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一历史使命，必须抓住“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这个根本理念。

回顾十年发展历程，展望未来发展前景，陈宜瑜说：“我始终认为，科学基金的发展，与国家的繁荣富强紧密相连。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努力建设更具活力、更富效率、更加开放的中国特色科学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