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的北京中轴线。汪心涛摄

大规模、高速度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使中国面临复杂的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欠账不可低估。包括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所带来的众多社会问题、“土地财政”的隐患、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城市基础设施的滞后等，这些问题都关系未来，要有足够的估计。如果中国的城镇化率在未来上升到75%，则涉及到数亿人口，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任何一个小的差错，都有可能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

历史的发展看起来头绪万端，似乎“剪不断，理还乱”，事实上自有其辩证法，持有一定学术见解的史家，可以在“事后有先见之明”，发现其中一定的脉络与规律性。我出生于1922年，20世纪前20年的事，从师长处、书本中大体能够体会，因而对于近百年的历史可以说大体粗略了解；1950年底自美国回国，投身建设领域，亲身经历了新中国城市建设的历程。以下试从我经历的百年历史中撷取若干片段，探寻其中的规律，并回顾人居科学发展，展望其未来的方向。

西方百年来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

20世纪初的蓬勃创造力

18世纪的工业革命带来城市居住环境的恶化以及其他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环境等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想象力，对居住环境提出种种“济世良方”。1901年，H. G. Wells在《机械和科学进步对人类生活和思想影响的预测》（Anticipations of the reaction of mechanical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upon human life and thought）中，对由于机械发展对小汽车、高速公路和城市扩展都作了预测。在理论的指导下，也产生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实践。有理想而不是空想，有理论并付诸实践，足以体现那一时代的蓬勃朝气。

奥姆斯特德（Frederic Law Olmsted，1822~1903），美国现代风景园林学的奠基人，倡导结合考虑周围自然和公园的城市和社区建设方式，致力于创造使普通民众身心愉悦的空间。规划设计了纽约中央公园（1858年）、波士顿公园系统（1878年始建）等。

埃比尼泽·霍华德（E. Howard，1850~1928）1898年出版《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后改名为《明日之田园城市》），提出田园城市（Garden City）思想，并在莱奇沃思（Letchworth）、韦林（Welwyn）等地开展了建设实验。

盖迪斯（Patrick Geddes，1854~1932）1915年出版《进化中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强调要从区域的角度认识城市，将城市的发展同其周边地区联系起来，对后世影响巨大。

科拉伦斯·佩里（Clarence Perry，1872~1944 ）1929年创立“邻里单位”（Neighborhood Unit）理论，提出以邻里单位为细胞来组织居住区。这一模式在雷德朋（Radburn）等规划实践中得到体现，并引导了后世的社区设计运动。

美国学者凯瑟琳·鲍尔（Catherine Bauer，1905~1964）1934年出版《近代住宅》（Modern Housing）一书，指责当时住宅经营为奢侈的投机（the luxury of speculative），指出“不好的制度不能产生好的住房，但只有良好的制度也不一定能产生好的住房”。

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倡导现代主义建筑，提倡建筑设计与工艺的统一，讲求功能、技术和经济效益。设计了现代主义建筑的典型作品：法古斯工厂（1911年）、包豪斯德绍校舍（1926年）等。

在建筑与规划教育领域，也涌现出一系列新气象：1909年，利物浦大学创立了英国第一个城市规划专业——市镇设计（Department of Civic Design）。1919年，格罗皮乌斯在德国创办现代设计学校包豪斯（Bauhaus），是世界上第一所完全为发展现代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

20世纪后半叶的相对停滞与对变革的期待

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风景园林领域，尚有麦克哈格（Ian MacHarg）提出的“设计结合自然”，融入了生态学的思想，引领了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思想的重要变革。在城市规划领域，相较于20世纪初有远见的、朝气蓬勃的创造性，其发展则相对停滞了，虽不乏一些小修小补，如：新城市主义、精明增长等思想的提出，但缺乏重大的思想创新，彼得·霍尔（Peter Hall）在其著作《明日之城》中认为：“由于规划师们行多于言，他们在这里越来越频繁地以一种令人手足无措甚至粗暴的方式，去推导一个又一个的理论，采用一种程式去替换另一种程式……这是因为在半个多世纪的官僚体制的实践中，城市规划已经降格成为一种消极的规则机器，用来扼杀所有的原创性和创造性。”联合国全球人类住区报告2009《规划可持续的城市：政策方向》也指出：“许多城市规划学校的课程亟须更新和改革，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那里的城市规划教育不适应当前的挑战和正在出现的问题。规划学校应吸收创新性的规划理念。”

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是否会像上世纪初那样人才辈出、思潮澎湃这还很难说，我们当有所期待，但经济的凋敝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去年6月，“里约+20”峰会的黯然收场，在人心目中投下阴影。2012年世界人居日，联合国人居署主任霍安·克洛斯（Joan Clos）作了题为《改变城市，创造机遇》的致辞，指出：“重大的变革是必需的。我们有科学和技术，我们也了解我们日益增长的城市正是最快发生改变和创造新机遇的地方。我们必须都成为城市变革者。……鉴于从以往历史来看，城市化已成为推动发展的源泉，而非发展带来的结果，现在明确的是，发展可以成为有力的工具，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和收入水平，这就要求决策者转变思想，不再把城市化视为问题，而是把它看做推动发展的工具。”一方面认识到了变革的迫切性，也提出了对“城市化”的期望，希望将它看做“推动发展的工具”，寄托于城市的规划与设计，然而，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能够得到多少进展？

中国百年来城市规划发展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城乡建设：两阶段、两点论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城市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除了上海、青岛等开埠城市在西方主导下的规划建设之外，还有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人自觉经营创造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南通、福建马尾及重庆北碚等；此外，也有若干找石油、兴水利等大工程的开展，但在动荡的政治格局中，成就受到了局限。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城市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市规划与建设都有极大的发展，对国力的增强、经济的增长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若干问题，可以用“两阶段、两点论”来概括。

（一）新中国成立到“文革”。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建设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包括长春第一汽车厂在内的156项工业基地的建设，为庆祝国庆10周年的“十大工程”的建设等。但后期在大跃进、公社化、高指标、浮夸风等影响下，带来了巨大的灾害。当时国务院一位领导提出“城市规划三年不搞”，这种否定造成城市规划的灾难，直到改革开放，规划才面临“重建”的局面。

（二）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中国的城乡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已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51.27％；城镇人口增加到6.9亿，设市城市共657个。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

然而，大规模、高速度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使中国面临复杂的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欠账不可低估。包括：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所带来的众多社会问题、“土地财政”的隐患、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城市基础设施的滞后等。这些问题都关系未来，要有足够的估计。如果中国的城镇化率在未来上升到75%，则涉及到数亿人口，实在是一个大问题，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任何一个小的差错，都有可能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

面对现实发展的需求，规划理论却相对滞后，实践也无能为力，因此，我们寻求、期待“转型”。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城乡发展的新方向

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将“城镇化”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

——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四者同步发展；

——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在2012年12月召开的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进一步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动摇，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的问题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新的城镇化道路也正在酝酿之中，有别于第一、第二阶段，不妨称之为“新型城镇化”。不只是在理论上，在实践中目标、手段也比以往更加清晰。现在只是“转型”的新起点，科学工作者必须要有所作为。

人居环境科学的发展方向

学术思想的启发

曾受到盖迪斯思想启发的美国思想家、作家芒福德（L. Mumford），1938年在他的著作《城市文化》的前言中写道：“……一个想法是这个研究领域（指城市）以往始终是由各个学科的专家们从他们各自的角度分别进行论述的，我则想用一种比较综合的、统一的方式来展示城市这个领域；另一种想法是考虑今后城市社区采取协同行动时的需要，我需要为此构出一些原则，以便遵从这些原则来改造我们的生存环境。”这种寻求综合、统一的方式，构建一定的原则的思想启迪了人居环境科学以综合融贯的方式探寻人居秩序的学术追求。

20世纪50年代，希腊学者道萨迪亚斯（C. A. Doxiadis）创立人居学，提出“聚居”的概念，并围绕此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并发表《台劳斯宣言》。其聚居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可是在1975年道氏去世后，“道氏帝国崩溃”，研究路径趋于分散，在西方学术界逐渐销声匿迹。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和公害事件的不断产生，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逐渐产生并蓬勃发展，这对人居环境科学的思想也有重要影响。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同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出“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76年，第一次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在温哥华召开，此次大会促使一个专门负责人类住区问题的联合国机构在两年后正式成立，逐步演变为今天的联合国人居署。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发表《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首次提出“可持续”的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人居环境科学的发展历程

人居环境科学的酝酿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积累和探索的过程，1982年，我在澳门赌场技术科学部的大会上作了题为《住房·环境·城乡建设》的学术报告，现在看来其学术思想仍有一定的前瞻性，可以说是理论准备时期。1989年，《广义建筑学》出版，提出“聚居论”，从单纯的房子拓展到人、到社会，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1993年，在澳门赌场又作题为《我国建设事业的今天和明天》的学术报告，第一次提出“人居环境学”的概念。2001年，《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一书出版，可谓是初步建立了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体系。2010年，人居环境科学获得陈嘉庚奖，得到了科学界的肯定；2011年，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可以说是得到了国家的肯定。

可以不无自信地说，我们找出了一条道路，但是时代的任务还很艰巨，还要继续从事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实践，希冀得到新的发展。

人居环境科学的未来

十八大之后，对于城镇化的重视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认识到城镇化问题具有复杂性和综合性，并不局限于单一的领域。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人居环境应是核心，是探索“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基本出发点。

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十八大提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与人人相关，人居环境科学是普通人的科学，人居环境建设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创造有序空间与宜居环境是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城镇化的问题涉及多个领域，不是单一学科可以解决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个建设”、“四化同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都体现了这一思路。人居环境科学构建了包含五个层次和五个系统的理论框架，拓展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三个学科，作为主导学科群，与相关学科有关部分交叉，形成学科体系。试图综合地、整体地、系统地来指导人居建设。面对当前复杂的城镇化问题，人居环境科学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城乡空间整治和优化。城镇化反映方方面面的建设，包括若干交错的系统，如：建设系统、交通系统、河湖系统、农林系统、信息系统、文化系统等等，但缺乏在空间上共同经营、做到各得其所的研究平台。宜将各个系统都投影到空间中，相互叠加、交联，成为一个开放的复杂的空间巨系统，进而开展人居环境科学指导下的城乡空间整治和优化。以此面对城乡统筹、生态的保护与修复、文化继承与创新等城镇化中的若干基础问题，创造有序、宜居的人居环境，尚有极大的研究探讨的空间。

（二）城乡统筹与县域人居治理。城乡统筹是中国快速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如何统筹城乡发展，有利于农民生产生活；如何保持广大乡村的良好生态环境，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将始终是中国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不能用城镇化取代新农村建设，不能把城镇建设的做法简单地套用于农村建设，避免用土地统筹代替城乡统筹。从农民的实际需求出发，构建农村公共设施配置体系，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以县为单元开展农村基层治理。依据地方现实情况进行试点，通过不断的试验对制度加以创新，孕育新的能够切实促进农村整体发展的制度，不断发展丰富县域农村基层治理的理论体系。

（三）民族文化复兴与人居史研究。人居环境本身包括多方面的建设，是历史的积淀，是文化，涉及“古与今”、“中与西”。人居环境科学是科学、人文、艺术的融合，文化建设在人居环境中与物质建设同等重要。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从未间断且延续至今的文化，几千年传承的人居环境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宝藏。当前，我们正在开展《中国古代人居史》的研究，即旨在以文化自觉的精神重新认识中国人居传统中的人文智慧。

我们所追求的既有民族、地域的文化复兴与发展，又要胸怀世界，随着中国自我发现而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个互动的格局中，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钱穆在1990年时曾有言：“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中华文化的复兴是时代的大趋势，也是我们肩负的时代重任。

（四）重视民生与建设完整社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国家的发展要以人为本，国家的政策要重视民生。社区是人最基本的生活场所，社区规划与建设的出发点是基层居民的切身利益，不能仅当做一种商品来对待，必须要把它看成从基层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公益事业。通过对人的基本关怀，维护社会公平与团结，最终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这之中不仅包括住房问题，还包括服务、治安、医疗保健、休闲娱乐、教育等多方面因素，应是一个“完整社区”的概念。尤其是在老龄化社会来临的今天，完整社区的建设尤为重要。 《联合国人类住区发展报告2009》总结了规划体系中涌现出的新方法中的一些相同因素，这恰与多年来我所从事的人居环境科学的若干学术主张相一致，这也说明了人居环境科学是与时代发展的大潮相一致的，代表了世界学术的方向。我们要对人居环境科学的未来充满信心。

“得道恨晚，生逢其时。”从1993年提出人居环境科学至今已20年，经过持之以恒的研究和探索，科学发展的方向大体比较明确，但若要形成一个更为完整的体系并充分发挥效果，必须投入实践，深化完善，可能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在未来逐步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人居环境科学的发展也要在这样的时间尺度上去考量。

人居环境科学的理念，得来不易。关键在于付诸实践，充实、深化、提高，否则一个良好的理念，至多只能停留在思想史中占有一页，难于逃脱时代激流的冲刷，即使若干年后被学者再发现，也已是明日黄花。

科学的发展要专注于时代的大潮，不失时机地在理论与实践上创新、推进，更上新的台阶！

作者简介：

吴良镛，著名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澳门赌场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主任。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