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年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飞速提升的10年,特别是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以来,我国整体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在科技资源投入、科研绩效以及科技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科技发展实现了重要跃升。当前,我国科技创新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既要抓住重大的发展机遇,也要应对复杂而严峻的挑战。我们需要认真分析研判,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应对挑战,贯彻落实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各项任务。
国家综合创新能力建设进入攻坚阶段,科技投入产出质量有待提升
运用指数评价方法对国家整体创新能力进行综合测度和排位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方法。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家创新能力排名由2001年的世界第61位上升至2010年的第29位。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从2007年起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也显示,2011年中国的排名是第29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2011》报告显示,在占世界研发经费支出98%的40个主要国家中,中国国家创新指数排名已经从2000年的第38位上升至2010年的第20位。上述研究虽结果有所差异,但基本结论一致,即过去10年间,中国的国家整体创新能力迅速增强,与创新型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
但是,《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创新能力世界排名由2009年的第28位下降至2010年的第29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测算的国家创新指数中国排名在2009年也下降了1位。这种波动说明国家创新能力是在不断变化的,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国更不能松懈。从创新投入看,“十一五”期间我国的R&D/GDP年均提高0.07个百分点,远低于0.13的预期增速;从国际上看,欧盟(15国)用了28年的时间才从1.6%提高到2%。可见,我国迈进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仍面临巨大挑战。
从创新人员投入看,我国面临着深层次的人才结构问题。发达国家基本形成比较合理的人才结构体系,如美国30—50岁的人员约占其科学与工程领域就业人员的60%,30岁以下人员约占15%。而我国的科技人员队伍是在1999年高校扩招以后迅速壮大起来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中30岁以下的比重高达62%。在这种年轻人才占主体的情况下,人才培养和利用方式需要有别于发达国家并不断调整和完善。
从科技产出看,虽然我国SCI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2位,但是论文被引次数仅居第8位,10年篇均被引用次数仅为5.87次,与世界平均10.57次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早已超过许多发达国家,但是目前在我国的全部有效发明专利中,由国外企业持有的专利数量仍占一半;国内发明专利中近三分之一被“三资”企业所拥有;在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量最多的10家企业中,内资企业仅占一半。在为我国科技投入产出规模大幅攀升而欢呼之时,应该更加关注隐藏在这些科技统计指标里的结构性问题。因为改善科技投入产出的结构远比扩大科技投入产出规模难得多。
企业创新能力总体偏低,学术研究体制机制尚不完善
近年来,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显著增强,成为支撑中国研发投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开展R&D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过3.7万家,企业设立的研发机构数量达到3.13万个。2011年企业R&D经费占全国R&D经费的75.7%。一批创新型企业脱颖而出,成为引领创新发展的行业龙头。据英国商业、创新与技能部《R&D记分牌》提供的数据,2010年,中国已有华为、中兴通信、比亚迪、中芯国际等20家企业跻身世界研发千强行列,上榜企业数量居各国(地区)第9位。
虽然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科技投入的主体,但还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截至2010年,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中,仍有71.7%的企业未开展研发活动,企业R&D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0.93%,而欧美日发达国家已普遍达到2%以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15年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这一比例要达到1.5%,为此,“十二五”期间年均增幅必须达到0.11个百分点以上。但实际情况是“十一五”期间这一比例年均增幅仅为0.03个百分点,可见实现1.5%的发展目标,其任务是多么艰巨。
我国企业模仿创新居多,原始创新活动很少。例如,2011年我国6579亿元企业R&D经费支出中,科学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经费为198亿元,仅占3%,比“十一五”末期下降了5个百分点,而世界主要国家企业R&D支出中科学研究所占比重普遍在20%以上。与企业相比,我国政府科研机构在原始创新、战略高技术研发方面具有较强实力,但在社会公益类研究方面仍显不足。此外,高等学校研究人员缺乏稳定科研经费支持,不能专心从事基础研究工作;市场化运作的新型科技服务企业发展迟缓。总体看,建设一个高质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还面临诸多挑战。
高技术产业经济效益增长乏力,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
高技术企业是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国家竞争力的生力军。10年来高技术企业的发展壮大有力推动了我国产业经济转型升级。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已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2010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的比重为13%,已与德国(12.8%)、法国(14%)及日本(15.4%)的水平相当。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已经占全球总额的20%,遥遥领先于美、德、日等国家而居世界首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经成为汇聚高新技术企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高新区生产总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具备了从产业聚集区向产业创新区转变的条件,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武汉东湖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我国高技术产业规模已经世界领先,但其创新能力弱、经济效益差以及“三资”企业比重高等结构性特点一直未变,高技术企业集聚的高新区亟待从生产集群向创新集群转变。201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R&D强度(R&D经费/工业总产值)为1.63%,与制造业平均水平相比并无明显差距;发达国家这一比值已普遍在5%以上,均为制造业平均水平的3—4倍以上。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强度仅能满足产业发展一般需求,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导致高技术产业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扭转。
同时,我国高技术产业经济效益状况不容乐观,产值利税率、销售利润率、人均利税、劳动生产率4项指标相继在2002年、2003年、2006年和2010年低于制造业总体水平。我国高技术产业无论是在获利能力、劳动效率还是税收贡献方面,都已经落后于制造业平均水平。按总产值计算,高技术产业中“三资”企业所占比重大约为2/3,“三资”企业的产品出口占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60%以上,造就了中国作为世界高技术产品制造工厂的地位,但产业核心技术、关键设备以及市场需求均在海外,从而受制于人。如何增强高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高技术产业技术水平和产业经济效益,我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
优化科技资源结构。我国科技投入强度(R&D/GDP)正处于1%—2%之间的胶着增长阶段,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科技投入的累积效应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政府必须继续增加投入规模,引导企业投资于创新活动。在保证R&D/GDP稳步提高的同时,更加关注资源投入的强度和结构问题。应着重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投入,增强科学研究在R&D投入中的比重,扭转我国这一比重长期低于发达国家20个百分点的现状,增强国家原始创新能力。
完善科研考核评价制度。不仅要重视国家的科技论文和专利产出规模指标,而且要更加关注产出效率和产出质量。应在科技评价中采用国际科技论文的被引证数和被引频次考核评价指标。积极支持国内研究机构在医学等领域创办国际一流学术期刊,提高我国科研人员国际学术影响力。企业评价和区域评价中应更加关注专利统计中本国人、内资企业拥有和使用专利的情况,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高核心专利及有效专利数量。
深化科技管理改革。通过研究团队和研究基地建设,建立财政稳定支持重点领域、重点学科基础研究活动的投入机制,以及吸引企业投入基础研究活动的配套政策和措施,使更多学科达到国际领先的研究水平。重视社会公益领域的科学研究。鼓励新型研发机构和研发组织发展,探索增强国家基础研究能力和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有机结合的新模式。推进科技服务业发展,建立学术部门和产业部门创新合作的有效机制,加强产学研合作,实现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紧密结合。
调整高技术产业发展思路。从注重高技术产业生产规模增长向增强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转变,将其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心。大力支持内资高技术行业领军企业的发展,带动产业链整体优化升级,促进高技术产品的国内应用,逐步减少对跨国企业和国际市场的依赖。加强对我国产业技术密集度变化的监测研究,调整并确立我国近中期重点发展的高技术产业领域,拓展高技术产业政策支持领域。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具有高成长性、高创新性的战略新兴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高技术自主品牌。以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引导高新区升级,实现高新区产业集群由生产集群向创新集群方向发展,使之成为我国产业创新的基地,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示范区。
(玄兆辉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宋卫国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