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江洋
只有在科学传统良好发育和长时期的积累学习之后,引进、消化发达国家的技术,进而进行技术的自主创新才会成为可能。
中国在20世纪以来科学和技术都日益国家化的国际背景下走出了一条怎样的科学之路?这条道路接下来的发展方向如何?带着以上问题,《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澳门赌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袁江洋。
《中国科学报》:科学与技术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袁江洋:科学和技术应该分开来看。从科学史和技术史的发展历程来看,科学和技术都是人类知识体系当中很重要的类别,与人类历史、文化、社会和生产等各个方面都有密切的关联。古希腊文明有一个纯知识系统,在这个纯知识系统里是不包括技术的。而中国的知识系统以应用为目标,以技术为特征。由此看出,科学和技术的区别古已有之,科学追求的是纯粹的知识,技术是以务实、社会的应用、王朝的治理、满足统治者的需求作为自己的目标。
在古代,科学和技术的互动并不强。不能说是科学决定了技术的发展或者技术决定了科学的发展,两者还是有比较强的独立性。但人类的知识系统不是在划定了领域之后就绝对不会越界。从整个历史的互动进程来看,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还是存在的。一旦有条件、有需要,二者就会互相渗透。
“技术自主论”认为技术与科学没有关系,是技术引领着科学的发展。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更重要,它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两种说法都是偏颇的。科学与技术的关联从历史上来看从来都是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但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互动越来越频繁,甚至可以说科学已经“技术化”了,技术也已经“科学化”了。
《中国科学报》:恩格斯曾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求,则这种需求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进。”这句话如何理解?
袁江洋:这句话表达的是社会发展对科学的发展能起到推动作用。这句话如果加以强化就构成了另外一个命题:“社会决定论”。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它蕴涵的前提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问题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科学技术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影响着科学家的使命和命运。
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是人类发展的基本动力。技术史家和经济学家认为技术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框架认为是社会的发展决定了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我不认同任何一种纯粹的观点。当今社会是一个高度经济化了的社会,是一个需要知识来驱动的知识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知识的进步要用社会的进步,产品、财富和消费的增加来衡量。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人们才会如此强调技术的作用。
技术需求可能比中世纪的十所神学院更能推动科学的进步。但在当今社会,发现社会需求这一任务,可能都需要十所大学去参与。另一方面,今天的科学和技术都已经高度国家化了,国家成为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最大投资者,失去了国家这一有力的支撑,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肯定是异常艰难的。除此之外,还需要文化的发展,需要科学文化的繁荣。
《中国科学报》:长期以来,中国倾向于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但却面临着引进难以消化、消化难以吸收的困境。其原因何在?
袁江洋:产生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比较弱。科学作为一个国家智力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内在核心就是科学传统,如果这个传统在世界范围内是一流的,那么这个国家在同等的条件下肯定会胜于其他国家。由于文化配置上的问题,我们智库的创造力是不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的。
我们国家的技术引进在历史上来看是很困难的。在改革开放前,除了建国初期苏联的技术援助,我们通向世界先进技术国家的通道是堵死的。而我们的底子对于技术创新来说还远远不够。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国际通道依然非常狭窄,发达国家的核心技术是绝不会卖给我们的。
现在,我们的技术通道在逐渐拓宽,特别是和欧洲的技术合作开展得很多。当我们探讨技术引进问题的时候,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一个是要充分了解技术引进国的优势领域和重点领域。还有一方面,与国外科学技术的合作是与国际政治和外交密切关联在一起的,科学技术的外交策略也很重要。将所有这些综合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建立一个良好的国际氛围。
我们要引进、消化发达国家的技术,首先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学习。日本之所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例子,是因为它没有文化自大的心态。只有在科学传统良好发育和长时期的积累学习之后,引进、消化发达国家的技术,进而进行技术的自主创新才会成为可能。
《中国科学报》:上世纪初以来,中国走了一条什么样的科学之路?对于中国来说,应优先发展技术还是优先发展科学?
袁江洋:原则上讲,后发国家的科学之路肯定要从技术开始。问题是,新中国已经建立60余年,在今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优先发展技术还是科学?
我认为,对于一个后发国家来说,在技术发展水平赶上世界发达国家20年以后,科学才能追赶上去。对中国来说,这个周期可能更长,因为中国的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原因,它对人类创造力的发挥是有制约作用的。
如果把现代化看成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飞跃的话,我们还远远没有完成这个过程。解决好社会和国家需要的技术问题是当务之急。技术追赶上世界发达国家之后,科学的追赶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