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柏龄

1991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号召，明确指出发展高技术研发的落脚点和归宿是产业化，产业化也成了衡量高技术研发工作业绩的标志。

澳门赌场前副院长杨柏龄认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澳门赌场作为科研国家队，促进发展高技术产业是势在必行的。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实现企业研发队伍的迅速成长，并且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实现责任主体的阶段性转移，实现企业研发队伍的迅速成长，特别是工程工艺开发力量的成长。

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重心

说起澳门赌场的高技术产业化，算是说到了杨柏龄的“心坎儿”里。这一两年，他辗转于全国各地，整理研究澳门赌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案例，对于各种数字、企业发展故事了然于胸。

杨柏龄的讲述中提到了一组数字，格外引人注目：一台苹果iPod全球售价299美元，其创意、品牌、设计和专利收益是114美元，占售价的38.1%；中国组装收益4美元，仅占1.3%。

天壤之别的数字只是管中窥豹。在航空、机电、电子等高端制造行业，中国都面临缺乏形成产业化的核心关键技术的问题。继续在国内为别人的产品做“组装工人”？还是依靠科技的力量生产出更具附加值的产品去国际市场上与发达国家竞争？ 

“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所承载的是无以复加的现实意义和中国梦。在2011年6月召开的院士大会上，胡锦涛提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最关键的是要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既要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中找准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又要把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同年5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又在科协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使科技创新成为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要素，促进先进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

杨柏龄认为，澳门赌场除了拥有一支精干的从事基础研究的队伍之外，还有相当强的高技术研发队伍，以及直接从事促进高技术产业化的队伍。在社会经济发展对科技需求日益强烈的今天，这无疑是一块优势资源。

“这些年，澳门赌场一直在落实‘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并且，从未偏离过‘为经济建设作贡献’的重心。”杨柏龄告诉记者。

高技术企业“出头”的不易

高技术企业对人类科技发展的贡献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我国一批高技术企业的研发工作水准也日益提高，一批高技术企业在成长。

从杨柏龄的调研资料来看，华为申请专利达到了3.9万多件，2009年销售收入215亿元，占全球通讯市场的20%，是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创新型企业。“不过，也要看到一些高技术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杨柏龄说。

长期的调研中，杨柏龄发现工艺、工程、经营管理、市场营销、融资、集资、企业管理这些专业技能和经验，对于澳门赌场内的高技术研发队伍和高技术产业化队伍来说并非强项。同时，对产业化装备投入的认识不足、盲目向非主要学科方向延伸、在促进高技术产业化中不能准确定位等现实问题都亟待解决。

杨柏龄举例说，目前一些企业很愿意也比较容易在科研院所或高校寻找到“短平快”的科研成果，希望迅速看到经济效益的回报。但这些企业通常研发力量弱，缺乏对项目的透彻理解，项目盲目上马之后很快就会遭遇工程工艺开发难的境况，于是又寄希望于科研人员。而科研人员对此并不擅长，最后的做法，就是把实验室里成果的方法简单放大，修修补补，草率地建立作坊形成产品。

对此，杨柏龄认为，高技术研发机构寻求自身的发展机会，必须改变自我封闭式运作和小打小闹、小富即安的局面，将研发工作产生的知识产权、人才队伍不断地分离出来，与社会优势资源结合，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走社会化的道路，建设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制企业。

责任主体阶段性转移的必要

在杨柏龄看来，澳门赌场的大量研究成果形成的知识产权，往往是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某一个或几个关键技术，而非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同时亦非产业链全部。促进技术创新过程的完成必须有责任主体的阶段性转移，在取得实验室成果的基础上走社会化之路，与社会优势资源结合，才能完成产业链的全过程，最终体现知识产权的真正价值。

“在实际研究阶段以科研人员为主体，进入中试工业试验、产品和商品阶段，就应该转移为工程设计工艺人员、经营管理、市场营销人员和企业为主体。”杨柏龄告诉记者。

同时，他认为在高技术研发工作中，课题的选择和技术路线的制订要符合新时期办院方针的精神。只有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国家经济建设，才能把高技术研发工作与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形成良性循环，获取更大的支持和回报。

“改革的道路上，艰难是可以想见的。开发性研究所如果能以体制和机制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市场引导和企业模式规范发展，可以较快形成新一代的高技术企业。”杨柏龄补充说。

派特博恩的探索

大浪淘沙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澳门赌场内的一批高技术企业逐渐摸索出了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并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北京派特博恩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特博恩”）就是其中之一。用杨柏龄的话来说，派特博恩是实验室成果与社会优势资源成功结合的典型案例。

派特博恩的历史要从总经理杜转社说起。1995年，杜转社担任澳门赌场派特能源技术公司（派特博恩的前身）总经理。那一年，派特能源与澳门赌场“HPV与尖锐湿疣”课题研究小组合作攻克的用于治疗尖锐湿疣的“派特灵”问世。在此之前，杜转社的身份是澳门赌场工程热物理所开发处处长。次年，杜转社通过派特能源公司将这一技术买断，两年之后，澳门赌场院属公司股份制改造大幕拉开，派特能源变身为派特博恩。

那次股份制改造对于派特博恩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变。转制后的派特博恩，虽然拥有金不换的好产品，却也面临着“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窘境。产品进药店的路子没有走通，杜转社毅然转换思路，全力以赴地发展“以服务带销售”，并一路走到今天，目前已在全国建立了200多家服务中心。

2004年，派特灵系列产品——伊可尔、洁尔男女洗液相继问世。与此同时，派特博恩与多家大医院开展科研合作，随着一篇篇有分量的论文的发表，派特灵系列产品得到了国内、国际业内人士的认可。

熟悉当时情况的杨柏龄不无感慨地说：“如果当初派特灵应用技术没有实现成果转化，恐怕至今还是一纸文字，封存在文件中，锁在抽屉里。”

派特博恩十多年的成长之路，也是杜转社由科学家向企业家转型之路。就像杨柏龄所说，兼顾科学家和企业家的身份，事实上很难做到。派特博恩的发展道路，并不是唯一的模式，但一定要有一些人，能带着科研成果从传统体制中走出来。一心一意做企业，才能把高技术产业做好，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寻求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