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最近引进了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劳伦斯国家实验室(LBNL)博士后邓鹤翔，并且直接晋升这位年仅28岁的年轻人为教授，因为他曾经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3篇论文。这条新闻引来一片议论。澳门赌场院士杨福家提出质疑：“评教授是对一位学者科研和育人能力的肯定，而不仅仅是对科研成果和科研能力的肯定。”

在随后接受本报记者 专访时，杨福家教授提出，大学仅仅因为一位学者的科研能力而破格提拔这位学者为教授，这是一种糟糕的导向，只会使学校越来越重科研轻教学，使更多年轻人“误认为”只要有好的成果就能够评教授。

“大学之所以叫大学而不是研究院，是因为大学承担着人才培养的功能。由此，大学教授不能仅仅因为科研成果卓著就能够被认定，而是应该在教学方面有同样的成就。”在杨福家教授看来，“年轻人的科研成果非常出色，可以晋升他为相当于教授待遇的研究员，而仅仅因为科研成果出色就给他教职，那是学校的失误”。

杨福家教授最近看到不少关于邓鹤翔的报道，还看到报道中提到有30多位“80后”教授活跃在武汉高校，这使他联想到我国过去35年送出国的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斯坦福大学PaulPigott讲座教授沈志勋。沈志勋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在华裔科学家丁肇中、李远哲和刘锦川之后获得劳伦斯奖，在2000年获世界超导实验物理界最重要大奖昂纳斯奖。有人说，沈志勋除了诺贝尔奖以外的大奖都拿了。但是细看沈志勋的简历可以发现，他从1989年获得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后，由于出色的表现，一直在斯坦福大学工作。1989年到1990年是博士后，1991年到1996年是讲师，1996年到2000年是副教授，在此期间，他已经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工作，他的工资、住房条件都超过了一般的教授。但是斯坦福大学严格的晋升规定并没有因他而破例，因为学校坚持教授不单单是做研究，而且包含对学生的教育。2000年，沈志勋终于在任副教授4年后升为正教授。

“这在一流大学中已经算是很快的了。武汉大学现在的做法，可能会使现有的教师更关注研究，而忘了教育的根本在育人。”杨福家教授说，“如果邓鹤翔博士的研究成果确实非常优秀，那么武汉大学可以升他为与教授同等待遇的研究员。”

杨福家教授的观点，得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闻玉梅教授的认同。她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教授最重要的，必须是要有培养人的经验，就像在医院里，主任医生和医学教授虽然同是高级职称，却是有差别的。医学教授必须有培养人的经验，否则医术再高明也只能担任主任医生。

而且只有在教学型医院里才可能有医学教授。“否则，年轻人会认为只要医术高明或者论文发表得好，就可以担任教授了。”闻玉梅教授说。

杨福家教授说：“既然现在大家都说要建设国际一流大学，要强国就要先强教育，那么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可回避，那就是大学教育的各种评价标准应该首先与国际接轨。如果中国的大学不改变各种评价机制，中国的教育就难有改观。”

实际上，美国的faculty制度一般是指既教书也做科研的人，包括assistant professor,associate professor和professor。有的系还有一些research faculty，这些人就是以科研为主，不上课。但是一般来说这些research faculty并没有终身教授职位，工资一般来说也是依靠项目支撑。而那些上课的教员，如果项目很多，偶尔某个学期可以用项目的钱来买这个学期的工资，不用上课。但是这么做的人不是很多，他们即便评上了院士，每年都要上三四门课。

杨福家教授直言不讳地说，现在铺天盖地关于邓鹤翔的新闻，实在让人觉得大学的价值取向太偏离教育的本质。“博士毕业两年就当教授，使大家更是要去搏科研成果。”他举了个例子，他曾经去参加耶鲁大学的评审，有学者凭自己在《Science》上发表的文章来申请生物学教职，但学校并没有因为他的文章而录用他，相反却因为他的专业而希望他能够拿出在《Cell》上发表的文章。

事实上，现在国内高校已经认识到大学必须回归育人本质的意义，对于教学也越来越重视。在复旦大学物理系，王迅院士就每年为本科生上课，还要求系里所有的教师，从长江学者到院士，都必须为本科生上课。“虽然如此，但要在大学里做到教授人人上讲台，谈何容易。”全国教学名师、复旦大学教师教学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乔守怡教授坦陈：“虽然学校制订了很多鼓励教授上讲台的制度，但是现实的考评，晋升时的导向，使得年轻人对于教学的热情远远不如科研。”他说：“其实，大学最近10年有什么改变世界的科研成果呢？真的很少。如果大学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那可是比科研成果更重要的贡献。”

但澳门赌场院士、上海交通大学邓子新教授对“85后”当教授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教学和科研绝对不可分隔，把任何一个事件放大了来看，都经不起推敲。大学里科研出色的还有可能把教学工作做好，但是只有教学没有科研的教授，很难给学生精彩的课堂。”在邓子新教授看来，现在很多年轻人被破格评为教授，其实也很正常，“只是被评上教授后，学校对他应该提出和科研同等重要的教学要求”。

邓子新教授说，一所研究型大学的教授首先得有出色的科研，科研可以成为教学的辅助。不过他也看到一个现象：很多时候，大学引进人才总是先看一个人的科研能力，然后再根据答辩的情况看是否给教授这个称号，尤其是在研究型大学，如果引进的人才没有科研能力，即便他讲课时表达能力再强，未来发展还是会遇到很多麻烦。“现在有人提倡学校要把教学型岗位和科研型岗位分开，说实话，我并不赞同，因为科研和教学绝对是密不可分的。至于邓鹤翔是否能够胜任教授的岗位，学校应该通过答辩来决定。”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曾经被评为上海市首届“我最喜爱的老师”的化学系陆靖教授担任过邓鹤翔的任课老师，他说：“邓鹤翔本身的优秀并没有什么值得质疑的。至于给他什么职称，那是学校的事。”不过他也表示，邓鹤翔既然评上了教授，就必须达到教授的标准，“大家都批评大学重科研轻教学，但是如果大家不能推动整个高等教育的变化，那么推动自己，那是最好的改变方式”。他说，学生离开学校多年，也许很多事情都会淡忘，却依然会记得那些优秀的教授。“好的教授甚至能够影响学生一生，这就是教授真正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