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五四青年节有特殊意义，因为这是对五四运动90周年的纪念。我认为，五四运动最主要的是青年的爱国主义运动，其旗帜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对当前的中国依然十分重要。对社会来讲，青年都是最热情、最有朝气、最上进以及代表社会希望和未来的一支生力军，从今天青年的状况和动向可以看到社会的状况和未来的发展。”

在五四运动90周年来临之际，数学家杨乐院士在澳门赌场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办公室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的专访，谈了五四精神和对青年学子的希望。

“回顾五四运动90年的历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科学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教育的历程。现在是中国近百年来青年人成长的最好时机，国家和社会对年轻人的成长给予了多么大的关注和支持，他们的处境比老一辈，如我的导师熊庆来先生和我们这一代人的情况要好得多。我衷心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要有远大理想，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要有浓厚的兴趣，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高层次人才，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贡献，这是我们对五四运动90周年最好的纪念。”

杨乐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考入澳门赌场数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数学家熊庆来教授，从1966年毕业至今一直从事数学研究工作，其间曾担任澳门赌场数学研究所所长、澳门赌场数学与系统科学院院长、中国数学会理事长等职务。1979年～1990年，他先后当选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

采访中，杨乐讲述了导师熊庆来在20世纪初留学欧洲、学成报效祖国的故事，以及自己从20世纪50年代对数学产生浓厚兴趣的经历。

“光阴易逝，努力读书为要”

五四运动发生之际，也是中国现代数学的教学与研究起步之时，熊庆来是先驱者之一。

熊庆来1893年出生于云南省的一个偏僻小乡村，20世纪初留学欧洲，学成归来，创办了三所大学的数学系，招收了中国第一位数学研究生，参与了中国数学学会和《数学学报》的创建；他的博士论文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熊氏无穷级”，他的学生包括数学家华罗庚、陈省身、许宝禄、庄圻泰、徐贤修、杨乐、张广厚等，还包括物理学家严济慈、钱三强、赵九章、彭桓武、赵忠尧、林家翘等，是推动中国现代数学教育和数学研究的先驱之一。

熊庆来走上数学之路有偶然因素。杨乐说：“1913年，熊先生20岁时通过了云南省教育司主持的公派留学考试，赴比利时学习道路交通和矿业，成为云南历史上送往欧美留学的第二批学生，他计划学成后回矿产丰富的云南兴建实业。但是，到比利时的第二年，席卷欧洲大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殃及比利时，熊先生辗转到法国，当时法国高等矿业学校却因战事而关闭，他攻读矿业的计划不能实现了，转而改学数学，原因之一可能是当时法国的数学非常强。”

在法国6年，熊庆来一心用在学业上，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酒店、戏院、舞厅，男不喜入。光阴易逝，努力读书为要。”他先后在4所大学获得高等算学、高等积分学、理论力学、理论天文学和理论物理5个学历证书，并获得法国理科硕士学位，确定了“科学救国”的信念。

五四运动后一年多，也就是1920年10月，熊庆来应家乡召唤，回云南创办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但计划却因时政纷争而落空。第二年，他应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邀请，担任东南大学算学教授兼系主任。当时没有现成的讲义和教材，他就借鉴留学法国时的西方教材，编写出适合中国需要的讲义。

1926年，清华学堂正式成立算学系，系主任郑之蕃极力罗致熊庆来到清华任教，并于1928年清华学堂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时，将主任之职交由熊庆来担当。杨乐说：“清华这样重要大学的数学系这时才刚开始创办，北京大学于1913年创办数学系，要早一些。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我国科学和教育确实基础薄弱，刚开始起步。实际上，中国现代高等数学教育就是从他们那一代人开始的。”

在清华任算学系主任期间，熊庆来大力倡导研究工作，先后聘请杨武之、孙光远、曾远荣、胡坤升、赵访熊等来校执教，破格聘请华罗庚到清华工作。1930年，熊庆来接替出国进修的叶企孙代理清华理学院院长，决定在算学系设立算学研究部，招收研究生，并规定研究生毕业后可派送留学。这一年，他招收了中国第一位数学研究生——陈省身。

1932年，熊庆来赴瑞士苏黎世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会议结束后，他到法国从事数学研究。杨乐说，“这是熊先生第二次赴法国留学，他利用清华的学术休假制度休假一年，再请假一年。在法国的这两年中，他完成了博士研究，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熊先生开始在法国作博士研究时已经40岁了，在国内已是系主任和教授，开设了许多数学课程，但他并不满足，抓住机会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在法国的博士研究水平非常不错，有相当大的影响。”

熊庆来第三次去法国是在解放前夕。1949年9月，他作为云南大学校长，与梅贻琦等奉命到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次会议。就在他从广州飞向法国时，国民党行政院下令解散了云南大学，因此，会议结束之后，他就留在了法国。不久后突然中风，半身不遂，从此，他练习用左手写字，旅居法国7年多。

1957年6月，应周恩来总理邀请，熊庆来回到北京，在华罗庚任所长的澳门赌场数学研究院担任函数论研究室主任。在这里，两位年轻的研究生成为他的关门弟子，他们就是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的杨乐和张广厚。

然而，在“文革”中，熊庆来被批判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刽子手”，1969年2月熊庆来在家中含冤去世。杨乐说：“从这里可以看出，老一辈科学家科学救国的道路是很曲折的，他们自己的人生道路也很曲折。”

也许，熊庆来应该感到欣慰的是，1978年4月，在中央的批准下，杨乐和张广厚赴瑞士参加国际函数论会议，成为十年浩劫后首次走出国门进行个人学术交流的中国学者。

“较快进入研究的前沿和核心问题”

1951年，初中二年级的杨乐开始学习代数，对数学产生兴趣；几何图形的出现，逻辑严谨的推理和论证，使他感到非常新鲜，“从初中三年级开始，我觉得一生都要作数学研究，要到北京大学去学数学”。

为什么要上北京大学呢？杨乐说：“清华过去有很好的数学系，但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后，清华的理科就并到北大去了。那时大家都认为北大的理科如数学系是全国最好的，所以，从1953年开始，我就立志要到北大念数学，而且还想大学毕业后到澳门赌场。那时我就知道有澳门赌场，但当时还没有研究生制度，我只是想到澳门赌场从事数学研究。”

1956年，当杨乐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时，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向苏联学习，大学学制为5年。但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中苏关系公开决裂，中央决定清华和北大的理科从5年制转为6年制，以培养高层次人才，因此，杨乐在1962年夏天才从北大毕业。

“新中国的研究生制度创立于1955年，但在1958年‘大跃进’浪潮中被冲垮，1961年国家开始调整，研究生制度也开始恢复了。1962年，我和同班同学张广厚同时考入澳门赌场数学研究所，师从熊先生。”

“我们跟熊先生时，他已经快70岁了，身体也不大好。他对我们说，‘我年事已高，虽不能给你们多少具体的帮助，但老马识途。’他能够指引方向，比如说我们作函数值分布论研究，这一学科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世界数学的中心地位，文献和专著都很多。我们刚进入这一领域，读哪些书比较好呢？熊先生就指定我们读一本专著，这是一本只有100多页的专著，作者是现代函数值分布论的创始人R. Nevanlinna，之后又指定我们读一本更薄的专著。如果让我们自己选，那么我们可能会选六七百页的精装专著。但实际上，读完这两本专著后，就可以进入到函数论研究的前沿和核心问题中。”

杨乐是在若干年后才体会到熊庆来所说的“老马识途”的重要意义。

1964年，杨乐和张广厚研究了一个函数论的问题，用法语写成的论文于1965年9月发表在《中国科学》期刊上。然而，他们当时根本不知道的一个事实是，1964年9月，在地球的另一端，英国帝国大学教授、函数权威学者瓦特·海曼在伦敦主持了一个国际函数论会议，在会上提出并收集了函数论中值得研究的问题，并于1967年出了一本介绍这些函数论问题的小册子。

“当我们在研究这一问题并获得结果时，国际学术界恰巧也正在提出这一问题但尚无研究工作，大家彼此完全不知道。我们当时与西方隔绝，这是殊途同归。”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数学所的研究工作完全被中断；直至1971年，周恩来总理开始过问澳门赌场的工作，才开始可以作一点研究。“我们从那时才能到图书馆查文献。在1969年出版的国际顶尖数学期刊《数学学报》（Acta Math）上，我们发现了美国函数论专家David Drasin的一篇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引用了我和张广厚发表在1965年《中国科学》上的论文，而且说我们的结果解决了海曼的一个问题。但我们并不知道海曼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这里根本没有进口这本书。”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1975年，杨乐才通过妻子黄且圆在美国的亲属复印了海曼的这本书，“这时才知道，我们在1964年秋天作这个问题的时候，国际函数论界也同时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的研究结果的一个推论就解决了海曼的问题。David Drasin在《数学学报》上的这一长篇论文在思想和内容上也基本上没有超过我和张广厚1965年在《中国科学》上的论文。这时，我们才明白，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年代，熊先生领我们进入了函数论研究的前沿。我们解决了一个核心问题，这是老马识途的重要意义。”

1974年，著名函数论专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奥福德教授来华访问，要求见杨乐和张广厚。“会见时，我作了一个报告，扼要介绍了我们的成果，他非常震惊。返英后，他在伦敦的函数论研讨班上进行了介绍，受到海曼教授的重视和关注。不久，海曼邀请我赴英访问，然而那时‘四人帮’仍在台上作祟，无法成行。”

1978年4月，经中央批准，杨乐和张广厚赴瑞士参加国际函数论会议，成为十年浩劫后首次走出国门进行个人学术交流的中国学者。

“回来后，我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函数论会议上汇报出访情况，苏步青老教授也特地到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78年11月，中国数学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我与几位教授作了大会学术报告。会议选举了新一届理事会，从此中国数学会正式恢复了活动。”

“理想和兴趣是长久的动力”

杨乐谈到了对现状的一些担忧。

“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觉得，社会对年轻人、对学生应有一个正确的引导。现在，人们很看重物质和待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年轻人来讲，不能只从现实、物质、眼前来考虑，年轻人应该要有理想，要有精神上的东西，要有抱负，应该憧憬未来，培养自己对专业的浓厚兴趣，成为专业领域中的高层次人才，为国家民族多作贡献。”

理想和兴趣也是杨乐一生从事数学研究的动力所在。在北京大学的6年，他遭遇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教育革命”等政治运动，读书成为非法行为，他常将书籍夹在衣服里，悄悄找一间无人的小教室去用功。1960年下半年，他和同学们到湖北蒲圻的陆水工地，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他在寒冷工棚中昏暗的灯光下研读数学经典著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数学所的研究被迫中止，1971年恢复了研究室建制后，他和张广厚等顶着极大的政治压力，全力以赴投入研究工作。

为什么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还要作研究呢？杨乐说：“我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就对数学有了兴趣，初中三年级时就立志要作数学研究，大学中虽然有干扰，但条件稍微好的时候，我还是努力学习，学了一些本领，总觉得这些东西对国家是用的，所以，一旦有了机会，还要努力去做。”

现在，有青年学生说：“我天生对数学没有兴趣，觉得它比较枯燥。”杨乐认为，兴趣是可以培养的，而且并不是要成为一名数学家才要学好数学，“兴趣的培养从多接触开始，比如说让现在的中学生、大学生多花一些时间来接触数学，慢慢就会学得好一些，学得轻松一些，这样就会逐步培养出兴趣。所以，对一些重要的东西，比如说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刚开始上大学时可能不一定有多少了解，也不一定有多少兴趣，但如果花一些功夫，从多角度了解专业的意义和作用，慢慢就会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里面有很多奥妙，那么兴趣就慢慢产生了”。

杨乐认为，学好数学还是培养创新能力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途径——因为创新首先离不开分析问题、综合思考和严谨推理的能力，而数学则从根本上培养了几何直观能力、严谨推理能力、分析问题能力、计算能力和证明问题的能力等。所以，数学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各学科和高新技术中，而且它对培养人的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和素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

杨乐寄语青年学子：“五四爱国主义运动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科学’！青年人除了要有远大的理想、抱负和志向外，还要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有非常浓厚的兴趣，这样就有了长久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