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即使水平很高的学者，要想在《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上发表论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只有十分优秀、创新性很强的文章才能在这两份中国顶尖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在科学家的眼中，‘两刊’代表着我国的科学水平。”澳门赌场院士杨乐对《科学时报》记者说。

从一名普通的研究生，到现在《中国科学A辑：数学》的主编，杨乐与“两刊”一起走过了几十年，也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发表文章不容易

作为同学，杨乐和张广厚1962年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考入澳门赌场数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著名数学家熊庆来，从事函数值分布论的研究。

在上世纪60年代，杨乐在熊庆来的指导下，较快地走向研究前沿，经过努力钻研与刻苦攻关，获得了较丰硕的成果。他自己以及与张广厚等合作，于研究生期间就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4篇论文。

那个时期中国与国外几乎没有什么学术交流。“当时，中国科学家的文章是不拿到国外的期刊上发表的，包括最著名的科学家也是如此。”杨乐回忆说，“有很高声誉的数学家华罗庚，他在1950年回国之后，所撰写的论文也是在国内的刊物上发表。”

当时，最好的学术刊物就是《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杨乐表示:“那个时候，如果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一篇文章，作者所在领域的同行学者就会对他非常关注，认为这个作者是中国很不错的学者。”

其实不只是华罗庚，像陈景润、熊庆来、吴文俊、王元、陆启铿等一批数学家，当时也是把最突出的研究成果拿到“两刊”上发表。

“一些高水平的学者有可能三四年才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一篇文章。因为当时想在上面发表文章确实不太容易。”杨乐说。

杨乐回忆说，《科学通报》是发表短篇摘要的，也就是所谓的快讯，而《中国科学》发表完整的论文。作为综合性的学术刊物，《中国科学》通常一个月出一本，数理化天地生各大学科全部包括。也正因为容量有限，数学领域的论文一期常常发两篇左右。

“算一下就知道，一年也就是20多篇左右的数学论文，当时一个数学家即使在‘两刊’上只发表一篇文章，也能说明其研究水平相当不错。”杨乐说。

10年求解与国际学术会议的推荐

1964年，杨乐和张广厚一起做一个课题。

“1965年1月，我们向《中国科学》投稿，文章在1965年9月发表。但是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杨乐告诉记者。

令杨乐和张广厚没想到的是，这篇文章所带来的影响在10年之后他们才得以完全了解。

“当时中国的学术环境完全是封闭的，我们能够看到的材料只有国外学者正式发表的论文，而且还很慢。比如说人家写了论文，预印本我们得不到，差不多一年之后才能正式发表。”杨乐说。

这样的期刊进口到国内来，还要经过光华出版社的影印，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最后看到的就是影印版本。

杨乐说：“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才知道，在我们正进行那项研究工作时，1964年9月，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函数论会议上，国际函数论的权威学者W.K.Hayman作了一个学术报告，他收集了函数论领域的一些课题，同时他自己也提出了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供同行参考和研究。”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阻碍，直到1971年年底，澳门赌场的研究工作刚刚有一点恢复，杨乐在图书馆看到了这篇文章。1969年，美国数学家D.Drasin在国际顶级数学杂志Acta Math上发表了长篇论文，引用了他和张广厚1965年发表在《中国科学》上的文章，并称《中国科学》的这篇论文解决了Hayman提出的一个问题。

“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Hayman提出的是一个什么问题。”杨乐说，“后来才得知，Hayman在1967年又把自己的报告进行了补充，增加了很多内容，编成一个小册子印刷出版，但国内根本没有这本书。一直到1975年秋天，才辗转托人从美国复印寄给我。”

时隔10年之后，杨乐终于了解到当初在《中国科学》上发表的文章给数学这个领域带来的影响。

“这也证明，那篇论文在国际函数值分布论领域是很先进的，它是用法文撰写的，当时的《中国科学》只用外文发表文章，国际上可以看到发表在《中国科学》上的论文。”杨乐说。

1973年，《中国科学》开始复刊，是综合性的季刊，一期发表两篇左右的数学文章。

杨乐回忆说，1974年“英中了解协会”主席A.C.Offord应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来我国进行访问。“他是我们这个领域的专家，也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他在《中国科学》上看到我和张广厚的文章，所以来中国之前，他就提出会见我们。1974年的10月下旬，我们在数学所见面了。我当时作了一个报告，介绍了我们的研究工作，其中有些成果还没有发表。最后他说，这是非常惊人的成果，回伦敦之后，要在伦敦地区的函数论研讨班上报告。”杨乐说。

1979年秋天，杨乐和张广厚应邀去美国访问，在康奈尔大学与普渡大学分别访问了一个学期。

“当时，函数论专家D.Drasin和A.Weitsman希望申请经费举办一个大型的国际函数论会议。他们认为我们在北京有一个很好的研究集体，非常活跃，恰逢我们赴美访问，就举办函数论会议进行了交流。”杨乐说。

1980年春天，这个会议举办了，欧洲很多同行也来参加会议。

“我作演讲之前，Drasin介绍时说，他们的研究工作发表在《中国科学》上，可能在座的有些学者不知道这份期刊，但《中国科学》上常常会有杨和张这样高水平的函数论学者的论文。对于函数论研究领域，《中国科学》是非常值得订阅的。”杨乐回忆道。

走国际化道路

“过去‘两刊’的水平相当高，代表着中国的国家水平。”在采访中，杨乐反复强调这句话。

后来，一些学者提倡青年学者要把论文拿到国际上竞争。“初衷是好的，有很多积极的方面。但不断发展的结果，逐步走向极端，盲目推崇SCI论文与影响因子高的期刊，使得论文发表过于绝对化，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这些指标可以作为参考，但不能作为决定因素。”杨乐说。

杨乐也强调，现在这种将国内发表的文章一律视为质量低一等的观念，是十分错误的：“一个国家最好的学术期刊代表着国家的科学水平，好文章就应该拿到自己的期刊上发表，这样才能让国际感受到中国科学的发展与进步。”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提出了建立创新型国家体系的要求。这就需要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工作引导高新技术发展，从而培养高水平人才。为此，需要我们自己的学术期刊首先发展，为科研工作提供平台。”杨乐说。

杨乐认为，我国在每一个大的学科方面，都应该有一两种甚至更多的在国际上有影响、有水平的学术期刊。

杨乐认为，目前“两刊”仍然可以代表我国的科学研究水平，但“凡是好文章都要拿到国外去发表的观念应该改变了”。

科学期刊展示着一个国家科学的总体发展水平，是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杨乐认为，“两刊”应十分重视国际化。近年来，我国的很多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希望提高“两刊”的水平，继续使我国的优秀科研成果在“两刊”上有所体现。

目前，我国的学术交流活动很多，这也为“两刊”的国际化提供了有效的平台。众多早年留学在外的学者与国内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一些学者还回到祖国，补充了我国的科研力量。

“一方面继续吸引国内的优秀文章，另一方面面向国际，吸引早年留学在外又想报效祖国的科学家以及国际上的优秀学者在‘两刊’上发表文章，争取几年后使之成为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学术刊物。”杨乐说。